媒介考古与多维电影文本探查——论近现代中国电影文学史料的发掘与研究

日期：2023-07-10 09:17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文学科各大领域都呈现出史料化转型趋向。研究者们越来越真切地意识到，史料学建设对一个成熟而完备的人文学术领域而言，既是前提和基础，也是推进学术研究深化、建构学科话语体系的重要依托。自19世纪电影传入中国，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即开始在与西方现代电影的互动与博弈中逐步成长、慢慢成熟，并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一条完整的发展轨迹，保存下璨若星河的重要历史文献。然而，中国现代电影文学资料的发掘整理工作并不完满，相关学术研究也未得到均衡、丰沛的发展。这既遮蔽了中国现代电影文学丰沛而多样的内容和文化价值，也限制了当前有关电影的学术话语生产。加大史料学建设，从浩若烟海的民国报刊杂志上大力发掘、整理现代电影文学史料，成为当下重现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历史全貌、重建中国电影学术话语体系、提升当下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电影史研究活力与水准的重要一役，具有功在当下、福泽千秋的重大意义和人文价值。

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料的全面发掘整理，最重要的无疑是重返历史现场。这个历史现场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报刊杂志等媒介组成的民国公共社会空间。一直以来，中国电影史料学建设都很受电影研究者的重视，然而，电影史料发掘和电影史研究较多地偏重于电影表导演、电影理论批评以及影业公司经营等，现代电影文学所占比例甚少。事实上，在民国各类报刊杂志上遗存有大量的电影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以及电影文学家及其电影观念表述、电影文学传播等蔚为大观的历史文献。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堪称一座文化富矿，它在与戏剧、文学、绘画等其他艺术样式的交融互通中迅速成长起来，在整个中国电影艺术乃至文化长河中绽放出瑰丽的光芒。张英进在谈到海外学者的研究时指出：“近年电影史的热点仍然是早期电影和美国电影，……包卫红的《火样的电影：1915至1949年间中国一种情感媒介的兴起》以‘火’作为切入口，探索电影作为新兴大众情感媒介的发展过程，其理论基础是近年西方流行的媒介考古学(media archaeology)与新媒体美学，但分析对象除了影片和期刊文章之外，还包括催眠术、玻璃建筑、话剧舞台、无线电通讯等，将早期电影放在更广阔的现代科技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1]这对我们的早期电影和电影文学研究颇有启发性。那些甄没在岁月历史中，蛰伏在各类期刊报纸上的电影本事、电影梗概、电影小说、电影说明书等，是那个时代社会、艺术、政治、经济及国民心理的真实见证，也是早期中国电影萌发、生长、进步、传播与接受的历史环境、文化气候及生存状况的写照，值得后来者认真的关注和深入爬梳。系统而全面地发掘、整理、扩充中国现代电影文学的各类历史文献，以建构民族电影通史的学术追求回到历史现场并最大程度上复原，是当前中国电影学科提升自身学术研究水准、深化学术研究成果的必要路径，也是我们开拓新的电影研究领域，推动重写电影史学术实践的必要前提。

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料的全面发掘整理，主要是三大板块六大领域资料的搜集、校勘和整理，首先是作为中国现代电影文学主体和核心的现代电影文学创作，其次是现代电影文学语境、电影剧本创作者及其观念资料，最后是现代电影文学批评与传播的文献资料。它们在整个现代文学空间，包含现代电影文学的历史语境、观念、作者、文本、批评、传播等六大空间，对这些电影文学一手历史文献予以发掘、搜集，翻查旧报刊，对浩如烟海的历史史料进行阅读、评议、斟酌，进而对每种电影文学文献作出相应的价值评估，分门别类进行校勘、整理，显然能切近中国现代电影文学的历史“真容”,南京图书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以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等，均有着极其丰富的现代电影报刊、杂志、书籍等原始文献收藏，它们为现代中国电影文学的资料发掘、搜集与整理工程创造了基础条件，也夯实了资源基石。

关键是我们要以开放的思维，突破固有藩篱，坚持跨学科、全方位、多视点的灵动态度，并且在打破现有文献资料架构、研究话语体系基础上，努力完成并奉献中国现代文学范畴中的现代电影文学最系统、最完善的资料发掘、整理与研究成果，以构建权威性的大型中国现代电影文学电子资源库。

要达成这样的目标，就必须思考如何在文化地理学和媒介考古学主导视野下，对中国现代文学系统中的现代电影文学的生产、接受、传播等全要素资料，进行正本清源式的全面普查，在校阅旧史料、勘探新史料的坚韧学术努力下，真正系统而全面地再现中国现代电影文学瑰丽绚烂的艺术样态、众语狂欢的文化风貌与复杂多变的历史情态。就是说，要“纲举目张”,围绕电影文学本体展开大规模文献搜寻和校勘整理，将整个现代文学历史中的电影文学剧本(包括梗概大纲、本事与说明书)、电影文学作家、电影文学批评、电影文学传播等相关文献一揽子纳入发掘与整理视野，从突破断代史和专题史的学术维度上，真正架构起中国现代电影文学资料的全景化的立体库藏，而不是或偏重于电影影像、电影评论，或偏重于导演、演员等电影人物绍介，或偏重于某专题式、断代史式的局部性文献整合考索。

毋庸讳言，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料的全面发掘整理，面临一系列问题。首先是现代电影文学文本散落各地各种媒介上，我们必须竭尽所能扩大历史文献的来源渠道，多管齐下发掘影响现代电影发展进程的珍贵电影文学史料。尤其要在传统电影史学研究基础上，注重借助历史档案、地方志、个人收藏及海外中国现代电影文学的收藏资源、学术成果等，对未被充分关注和使用的第一手资料，进行大范围梳理分析，以求借助新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来促动现代中国电影文学文献研究的深化。其次，由于现代中国电影文学生成的独特语境，它与西方文学更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它不断走向社会，参与民族、国家的建立，并与本土文学价值相互嫁接碰撞，因此，现代电影文学的文本范畴、时代语境、价值与作用、理论情态，话语体系等，是建构中国现代电影文学资源库的关键所在。

换句话说，要使现代电影文学资源的“库存”足够庞大、足够有效，我们必须在诸多方面克服观念和媒介障碍，成功解决一系列重要问题——

第一，从资料文本角度说，重要的是如何“彻底”收集与梳理中国现代文学框架内的现代电影文学史料。一方面，大量文本的筛选与梳理，地域分布广泛，田野考察取样繁杂。另一方面，任务所聚焦的1905—1949年时段，历史久远，时间跨度大，文献和影像资料破败，“彻底”发掘与整理的难度不小，尽可能充分甄别和准确选择宝贵的一手资料至关重要。再者，由于现代电影文学资料本身具有多重性和含混性，厘清其面目是发掘整理、研究的前提和重心所在。这类电影工程在国内外都初创不久，可借鉴文本少，文献发掘、梳理的框架，具有强烈的实验性，及时予以调整丰富，方可大获成功。

第二，从时间维度方面看，重要的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统一问题。沿着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路，对现代电影文学的发生、发展进行资料发掘与梳理，是重要的，不同语境下各组成要素的共时状态，各部分脉络的共时流变，也是重要的。我们要抓住同一时期内，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电影文学的互动，现代电影文学创作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美学趋向与艺术形式的差异性，受众接受的心理差异，剧作家创作道路的轨迹流变，艺术风格的转化等，在把握宏观理论的同时，关照微观历史细节，历时共时坐标结合，整体发掘、整理中国现代电影文学的历史风致与风采，可谓知难而进。

第三，以发掘清理方法论，重要的是如何在庞大而复杂的框架中删繁就简，如何厘清各组成部分之间、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各子系统之间的交叉融合，从而打破“单体”的惯性梳理模式，避免资料内容和整理校勘的重叠与重复，以画出一个清晰、明确、简约的现代中国电影文学资料发掘路线图，从文献发掘整理、平台构建、媒介传播等多重方面去铺陈电影文学的资源结构，以“多元化立体构造”的互动互补模式，理清“互文共生”的中国现代电影文学的总体性谱系。

第四，从当代性视角审视，重要的是不要把中国现代电影文学简单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附属”和“分支”,要充分认识前者时空和文化生态的复杂性，确认其文学主体的意义，积极发现其能动的作用。戴锦华认为：“电影毫无疑问是中国最早的，相对来说也是最为成熟的现代文化工业。众所周知，中国电影先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率先成为展示‘外部’世界的西洋镜，召唤、建构着现代想象”[2]。与此同时，立足于当代科技，注重当代人文资源库建设科技化，也是重要的。借助新媒介和数字平台，构建广谱性的便于检索的中国现代文学大框架中的电影文学资料资源架构。即在数字新媒体的语境中，通过整个文化媒介生态系统，通过现代数字化媒介载体，促进原始电影文学文献的质地再造，捕捉和再现中国现代电影文学的多重耦合空间生产，构建现代银幕文化鲜活的立体资源景观。

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料的立体发掘整理，预期目标包含三个向度——

首先，在学术思想上，是展开“现代文学—电影史料学”的全新探索，确立“中国现代文学”主体框架中的“现代电影文学版图”。其主导方向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关键性补充，现代概念下的中国电影文学史料的整饬发掘以及文献、档案、个人野史多元、多层次互补互证的一体同向整理，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料的国际化检索。无疑，这将大大扩展中国现代电影文学资料的发掘半径，也将更准确生动地还原现代文学、现代电影文学资料的本来面目，为更多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现代电影文学研究、中国电影研究乃至亚洲、世界电影研究提供充分、科学的资料支持，这在移动互联网语境下，在中国电影快速发展的当下，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

其次，在学科建设上，是深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培育中国现代电影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团队，全面提升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电影学科水准。中国现代文学成果卓著，而现代电影研究在中国学术界方兴未艾，但多圉于一个或多个学者的个人兴趣，尚未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戏剧影视学学科的重心，尚未形成观念成熟、人才充沛、方向明晰的学科发展团队，这多半是由于现代电影文学史料搜集的困难，已有的《中国现代电影期刊全目书志》《老电影画报》(1—40)等贡献卓著，仍无法满足和支撑一个学科的建构和学术努力。围绕现代电影文学文献工程的展开，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学科将经受很专业、很深入的磨练，收益良多，学科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水平都会获得很大提升。相关课题的深入展开，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代文学的短板和电影史料建设的缺陷，而赋予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电影史研究巨大的空间活力，由此提升其国际竞争力。

最后，在文献发现利用上，是力争中国现代文学视域内电影文学资料的“一网打尽”和现代电影关联资料的“精加工”化。以往的现代电影资料发掘，有两大欠缺：第一，注重视觉成分、电影企业史料，而不重视电影文学的历史脉络。比如《老上海电影画报》《上海百年电影图史：1905—2005》等，现代电影文学作为中国现代电影的主体，处于被忽视状态；第二，偏于“大观”“期刊目录”等一般性线索梳理、概貌汇览，而未能将和现代电影相关的资料分门别类整理，形成可具体检索、使用的“精加工”的系列“产品”。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在本课题的推进中，将完整得到解决。

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料系统发掘整理，创新点至少应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全时段考察，复原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完整发展轨迹。

目前已有的各类文献汇编、资料搜集大多偏重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几乎没有完整覆盖中国现代文学、现代电影文学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的，如《中国无声电影》所录电影文学资料限于1905年至1934年，《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评论选》和《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则对1930年代的电影文学资料进行了重点遴选，而《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6)》(吴迪编撰)则聚焦于“十七年”期间的电影文献。相关课题开展显然责无旁贷，要以全时段考察，全面复原中国现代电影文学自1905年至1949年的完整发展轨迹。我们要在大历史的考察视野下，点滴复原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电影文学萌芽、生长、繁盛、成熟的完整生命轨迹，在充分吸收各类电影断代史文献的成果基础上，更强调以电影通史的学术胸襟来围绕中国现代电影文学进行艺术媒介考古与文化价值探究。

第二，全类型文献搜集，推动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料学科升级。

目前已有的各类文献汇编、资料搜集大多偏重于某个特定专题，几乎没有完整覆盖中国现代文学范畴的电影文学所有文献类型的大型文献汇编及工具书。尤其是，在以往的文献发掘研究中，电影评论和电影文学剧本成为电影史家们整理、研究现代电影文学的两大学术焦点。如《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评论文选》等。这种类型化研究有利于对电影评论和电影文学剧本的深入探讨，然而也在无形之中悄然遮蔽了中国现代电影文学的丰富与驳杂。我们对中国现代电影文学留存于世的所有关联文献进行全面发掘与系统整理，在对电影评论与电影文学剧本进一步普查、补充的同时，也极为重视对电影文学历史语境资料、电影文学作者、电影文学理论、电影文学传播等历史文献的发掘与整理，由此全面丰富中国现代电影文学的史料类型并深挖其史料价值，资源库建设更将现代中国电影文学资料的充分占有提到一个历史新高度。

第三，全视点研究方法，拓深中国现代电影文学的学术提升路径。

努力冲破既往的单向度方法论限制，一方面大量运用传统史学的治学方法，借助目录学和版本学的传统手段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电影文学的各类历史文献一一进行甄别与校勘，另一方面则广泛融合文化研究、媒介考古、视觉文化研究等中西方最新理论武器对中国现代电影文学浩若烟海的历史文献进行搜寻和价值重估，尤其对其艺术价值或艺术史价值进行合理而客观的评判。多种理论武器与研究方法的融合使用将开启我们接近、审视、分析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各类历史文献的全新路径，也有助于电影史家学术视野的更新与完善。全新的认知结构也将建构不同以往的电影文学知识谱系和电影文学话语方式，而这些都将进一步赋予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历史文献以全新的价值定位和意义评判。

第四，复合化学术重构，宣示中国现代电影文学新历史书写范式。

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电影几乎不可避免地面临与其他艺术形式的交叉、缠绕乃至融合，与之相适应的是，电影研究同样需要突破单一化、模式化的自我限制，而应尽力破除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接受心理学、经济学等诸多其他领域的学科壁垒。同时兼采文化研究的方法体系，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电影文学的各类图文史料进行多维度观照进而更大程度上还原早期中国电影的文化生态和历史场域。本课题将中国现代电影文学的各类历史文献置放到多样、立体、交叉的多学科话语体系中进行综合考量，力求全面恢复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貌，全面恢复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各个历史阶段在生产、传播、接受、消费各个环节的生态时空、艺术风貌和文化样态，进而在全面占有各类电影历史文献的基础之上，重新建构中国现代电影文学的新历史书写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