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范式的“双重维度”——论格非的小说创作与学术思想

日期：2023-06-28 09:40

学者型作家格非是先锋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在他持续30余年的小说创作历程中，阅读与写作的不断交融、碰撞，为他带来了双重的知识维度，同时也使他具备了世界性眼光来重新考量讲述中国故事的方法。从阅读史、知识范式的角度来考察作家的写作发生，已经不再是一种新鲜的研究方法，但是通过这一路径进入格非小说的创作当中，却能够把我们引入一座幽微深邃的文学花园。

格非的心里同时住进了莎士比亚和曹雪芹，弗洛伊德和中国的士大夫，这种双重的维度使格非重新透视了许多问题。格非能够从知识、经验、叙事、美学、精神向度等多个维度构建西方文学与中国传统叙事的关系，自觉建立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关系。随着新文学的诞生与发展，中国作家终于认识到中国故事有自己的独特讲法，这种认识也是格非的小说创作“走向经典”的核心部分之一。格非的小说创作受西方小说尤其是西方现代小说的影响很大，随着眼光、经历、知识结构的开阔和写作进程的深入，格非也尝试着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学，并日渐迫切地产生了寻找汉语叙事新可能的愿望。于是，他一直试图在小说写作实践中搭建起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桥梁。同时，无论是格非的知识结构，还是西方化的心灵侧面，在一定意义上，格非对中国传统文学的重审，是通过他的世界性眼光来实现的。从东方到西方，从古至今，格非的知识涉猎既有变化又有一贯性，他站在比较美学、文学、哲学等视角上，主动去品悟、发现其中的差别和共融，并通过这种双重的视野来丰富个人创作。

作为学者型或学院派作家，格非的世界性眼光、比较的角度是具有一贯性的、有体系的比较，在方法上既有影响研究，也有平行研究，但总体上是一种对不同文化、作品的共性中表达出来的现代精神的比较。“阅读改变了知识结构的同时也改变了写作者的精神史。”1学科的交叉、作家间思想的比照和碰撞、艺术的共鸣都成为格非思考与写作的重要资源。除了文学作品之外，格非还写下了大量的随笔文章，其中既包括对小说写作的独特感悟，也有对世界著名的文学大师和文学作品的精妙解读，更不乏对音乐、电影艺术的兴趣之作。在中外、古代与现代、多学科交融的阅读与写作中，很难判断究竟是阅读引发了格非最初写作的冲动，还是蛰伏在意识中的叙事动力促使作家沉潜到文化当中去找寻答案。

一、思想“和鸣”:自我意识与生命哲学

格非小说的创作初期，正处于西方学术思想再一次大规模地译介至中国并广泛在国内传播与接受的阶段。这一契机也为格非的文学理念、知识范式、小说叙事手法等方面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与启发。西方存在主义哲学、自我意识、精神分析法、精神现象学等哲学、心理学问题，中国文化传统中关于人情真假、虚实相生、圆融与化解等命题，都为格非的精神史写作提供了思想储备。格非以双重的维度、比较性的眼光来审视这些资源，使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了更宽广的、包容性的认识，这种认识又反过来滋养了格非的小说创作。笔者将以格非的创作谈、思考随笔、文学专著、文学对谈中他所关注的文化的、思辨性的精神命题为线索，围绕中外思想文化资源对格非的知识范式的影响，及格非在小说写作中对于这些内容的呈现、拓宽展开探讨。

格非曾谈到西方文化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与自我意识的觉醒对鲁迅写作的影响，他认为西方文化的刺激使得鲁迅心中有关个人存在、自我意识等问题的思考被激活。鲁迅因此开始注意到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中，“个人”作为“人”的观念是缺失的。2

站在世界性的视域中，中国文化中的存在问题也是用西方哲学所无法解释和想象的。但其共性在于，有关存在的荒谬性的论述在中国也是一个空缺。由于道德认同感中的惯性使然，个体对于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悖谬往往迅速消解为习惯并选择接受。格非还谈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出现的转向。新时期文学诞生之后，作家和批评家从“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视域下的存在焦虑、存在主义等命题中找到了可供参考的依据。依据此理论的个性化写作缓解了作家们对现实和个体精神异化状况的焦虑，也相对地缓解了他们彼时未能跳脱写作束缚、缺乏“自己的故事”的处境。3格非初期作品中对形而上的问题的思考、困惑也自然地呼应、对应着西方文化尤其是存在主义思想两次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接受、转向的过程。格非的写作中始终贯穿着对“社会的运行机制、文化和知识话语、心灵与精神处境、道德伦理观念以及个人情感的状态”的种种对立，还有对“有限与无限”“现代与传统”“文化与自然”“自我与他者”“现实与非现实”“道德与反道德”“个性与社会化与规训”4等命题的思辨，贯穿在这些此消彼长的悖谬中的核心问题在于，自我同由文化社会物质等构成的他者之间的矛盾问题。自我意识这种区别于麻木或混沌的感受力一旦出现，它的力量就是不可忽视的，它首先会使生命主体清醒地意识到与之相对抗的外部因素。

自我意识在内心苏醒并得以强化之后，它与外部世界之间存在的悖谬和矛盾随之而来。透过精神现象来反观历史发展、社会变化、文明延异等问题，也成为格非小说中的主题内蕴。无论是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还是赫伯特·马尔库塞与弗洛伊德进行隔空精神对话的哲学专著《爱欲与文明》，都是格非多年来不断重读并每每为之惊颤的专著，这一类专著呈现了关于人的本能与文明之间的冲突、妥协、融合甚至反噬。在马尔库塞看来，弗洛伊德关于“爱欲与文明”的思考并不是抨击文明社会不公的偏激或悲观的感受，而是试图沿着这一路径找寻到联结人们内心和文明互有助益的正途，这一思路与格非的文本意图不谋而合。从出生起，人们就受到了文明中所谓的道德感的绑架，人们在成长、受教育的过程中，逐渐对这种本能或快乐原则进行压抑、延搁，并将对本能的压制视为新的本能或“良心”。从自然演进过程上看，人们需要通过劳动来满足生存的需要。然而，随着文明社会的发展，劳动或者说是工作逐渐变为一种持久的甚至占据了成熟生命个体全部生存空间的痛苦行为。人们得到任何满足心理的前提都是工作，这使得快乐日渐萎缩，痛苦却长久盛行。这也正是导致“自我”与文明之间出现裂隙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长期以来，人们似乎都在履行着某种功能或是责任，而并非在满足生命本然的需要，基于这种目的，工作被弗洛伊德视为异化性的。在人们的劳动过程中，由于长期的“操作性原则”，也就是现实原则的压抑，导致自身原本的满足得不到实现，在精神、心理层面出现了冲突。正是因为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格非在小说中不断启示着自我意识、主体性的存在，描摹、观察外部世界对个体的改造、给精神带来的侵袭与钝化，以及对个体精神出现的种种征兆进行分析。

自我意识的苏醒及对生命的有限性即人的终极归宿———死亡的思考，可能会使人产生巨大的恐惧和虚无感。同时，在有限时间内，人们总是不断地在遗忘，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遗忘就转化为对外部冲突和异化的容忍，并且复杂的社会现实环境与日常琐屑的生活对于精神的消耗，也会加重这种空虚和惊悸。格非的小说也对生命的“有限”与生命价值空间的开拓这一重要命题保持着关注。格非在小说《月落荒寺》中曾写道:“每个人都有不可更改的行程和死亡。”5这里的“行程”似乎与“命运”有着深切的关联，死亡又何尝不是每一个人不得不面对的“命中注定”。格非曾在《文学的邀约》中介绍了中国古代针对生命的有限性而做出的比喻———“筵席”，他认为人生中的每一场聚散也都如同筵席的内涵。人们在人生的席间大快朵颐，踌躇满志，可转眼间便落落寡合，形单影只，这种欢乐与悲凉的交织不正是对人生的预演或暗示吗?从“筵席”到楚云名字中所包含的“楚云易散”的内涵，其间所蕴蓄的“生死大限”这份极富悲观色彩又相对公平的“命中注定”，也就构成了对个人存在价值最大的解构。格非比照了中西方两种文化观念:西方的精神世界当中，习惯设定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超级时间，也就是为死亡设定一个“彼岸”或是时间之后的时间;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则倾向于“向内超越”，即将物理时间或是世俗时间转化为道德时间，即实现价值的过程。

虽然格非早期作品中打破线性故事时间的结构的确与博尔赫斯等西方作家存在共性，但是其内核仍然选择了一条中国化的、圆融的、“向内”的方式来解读时间。对于时间的思考，使格非在叙事中注重对瞬间、感觉的描摹，从中开掘深邃的美学想象。同时，格非小说中所氤氲的麦秀黍离之感、阒寂的冥思，也都呈现出对时间的珍视与对生命流逝的悲悯。格非在《文学的邀约》中认为，中国文化对于时间有限性的思考和处理方式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生命哲学:既注重现实利益，也重视生命的圆满(而非权宜);既有匡生救世的现实使命，也有“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趣味。6

随着社会发展进程中带来的价值判断标准和生存需求的不断变化，何为善恶，如何看待欲望，始终是一个共时性的精神难题。极端否定、压制欲望可能会导致“价值真空”的出现，也会走向虚无的迷途。格非正是通过佛道世界观这种圆融的视角，为生命中的是非善恶、真假人情、欲望与色情等难解难分的问题找到了一条豁达开阔的路径。他认为，佛道世界观是通过一个与众不同的、新的价值层面来看待世俗世界中的事物。用仙佛道场中的“空寂”理念来观照现实中的人生境遇时，它的立场是出世与入世、激愤与批判、超越与悲悯并存的。7格非在谈论《金瓶梅》中呈现的善恶观时，着重分析了其中恶人真性情的一面和所谓的好人伪善的一面。他认为，作者在书写世人看来放荡无耻的潘金莲时，也表露出她和春梅互为知音、互相取暖的真诚;而孟玉楼看似与世无争、傲然于世，亦不时流露出冷酷薄情的面目。从人物到世情，皆反映出真善、伪善彼此杂糅交错的复杂道德情状，指向着善与恶不过是在特定场合的文化判断而已。发展于16世纪的阳明学中的“无善无恶”则能够与僵化的道德观和善恶观相对抗，有效抵挡伪善的状况，同时建立起全新的价值体系。这种“无善无恶”是指人们内心的纯粹本然，是一种不偏执、未经惯性浸染的存在，也是人们抵达理想自在境界征途上的内在依据。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凭借这种状态，“真善”才有可能进入新的价值体系(价值真空)当中，新的“理”才有可能孕育、生长出来。8这些观念虽然是格非针对晚明时期或者说是对《金瓶梅》这部小说所做的注解，但却从未过时，它始终可以为共性的问题提供思考的选择，并且仍然能够有效地起到缓释或启发的作用。

格非在这里还在时间上横向参考了16世纪西方对于人情真假问题的探讨。他着重引入了莱昂内尔·特里林关于“诚与真”的思考。特里林认为，“诚”是所表达的和内在实际情感的统一，其中既包含着对“恶”的同情与维护，也有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对道德的思辨，并有效地抒发自我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道德准则时产生的痛苦与异化，重新构建自我与自由的关系。“真”则是关注人在外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在外部世界的文化制度和道德的约束、教化面前，建立起认知和进行识别的动态平衡。西方学界关于真实性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格非的小说创作和学术思想。格非在小说中对人情真假、表现与心理、亲密与背叛，及其背后折射的时代、精神要素的呈现，也是对真实性的一种探寻。历史残片中的可信度、社会现实的变动不羁、时间的有限性等，也都在考验着真实性的定义。

格非在写作中强调记忆的力量和意义，他认为记忆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就是人们的情感和体验，这成为他写作的内在动力和不竭源泉之一。格非在写作中始终尝试唤醒记忆中的爱欲，同时也十分重视记忆对于敞开想象空间的重要性。一段音乐、一件器物，或是自身所处的某种氛围，都有可能唤醒个人的记忆。这种唤醒的偶然性与个人当下所处的情绪、处境，以及所具备的文化、经验等相互滋养，最终被语言、想象所激活，构成了小说的审美魅力之所在。于是，记忆也成为嫁接起想象、历史、情感、语言的桥梁，在个人的生命意绪获得了一处安放之所的同时，也使审美空间得以延展。

二、创作“戏仿”:阅读史及其实践

格非对中外作家作品在文学观念、逻辑结构、语言风格、叙事方法等方面的吸收、思考，使我们捕捉到格非小说中更多“暗藏的闪光”，以及作者希望读者在阅读中顿悟、发现的“应有之意”。如果我们运用对照的方式去找寻作家创作与阅读史之间的互文关系，实际上会消弭掉它的许多灵动之处，单纯的对读也会使得这一工作本身在乏味之余失去意义。通过阅读史，去思考、勾勒作家的性格肖像，分析其个性气质及其与创作之间的关联，以及作家本人对于这些作品及作者的发掘和阐释向度，或许才是我们的真正动机所在。

在格非广博的阅读史中，无法绕开的是博尔赫斯是对他的重要影响。与博尔赫斯一样，格非也十分热衷于徜徉在书海中，他们同样阅读了大量的哲学著作，思考形而上的存在命题，同样涉猎中西方的文化与文学作品。在格非看来，博尔赫斯是一位有着多副面孔的冥想者，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博尔赫斯文学观中有关时间的思考曾一度影响过格非的创作。格非认为博尔赫斯的小说呈现了历史和时间的“非连续性”与“非逻辑混乱”。具体说来，就是打破了惯有的线性故事时间，通过这种方式来呈现事物的不确定性，在作品中则主要体现为叙述的“迷宫”。此外，格非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热衷于重复使用博尔赫斯小说中经常出现的镜子、桥、梦等意象，以此营造出繁复变换的时空和逻辑结构。格非的小说《迷舟》，整个叙事都被笼罩在雨天的氤氲之中，时不时渗出一缕浸透着情欲的“果香”。作者不断地让主人公萧陷入闪回式的缅想之中，而小说结尾萧的死亡也与博尔赫斯《小径分叉的花园》艾伯特被杀十分相似，都是由一系列的巧合带来了主人公被杀的结果。

格非曾指出博尔赫斯的作品常常有一种向学术论文过渡的倾向，也就是说博尔赫斯更多地将自身对于存在的形而上的思考、对事物变化的观察感受呈现在小说当中，并运用、遵循他所洞察到的事物发展规律来呈现这种变化。在这一层面上，格非无疑继承了博尔赫斯的写作观念。虽然他们的精神收获也许各有千秋，但是这种吸收和输出的方式却具有深刻的相关性。较为特别的是，格非还有意地为博尔赫斯的“游戏说”正名。在格非看来，博尔赫斯的“游戏说”并不意味着以戏谑、嘲讽的姿态对待文学，而恰恰是以庄重的态度对待写作与生活。这种观念不仅仅在于文字中呈现的精巧设计，更是创作日臻成熟之后精神获得自由、畅快的写作状态。

格非曾将《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做过对照，在他看来，这两位都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的女性，极端选择背后的原因却各不相同。爱玛的绝望来源于她“对社会生活突然向她展露出的‘真相’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9格非的这一见解似乎可以为我们解读他的小说《欲望的旗帜》中的人物张末带来启发。与爱玛一样，张末成长于远离喧嚣的郊外，恬淡、平静、封闭的生活使她对爱情抱有浪漫和虚幻的憧憬，这种不切实际的爱情观在面对现实生活时则显得不堪一击。张末的爱情想象所投射的第一个对象———钢琴教师不辞而别，而后张末得知自己心仪的药剂师，她父亲最好的朋友，竟然和母亲保持着长期的婚外情。成年之后，张末放下纠结与曾山结婚，而曾山的喜欢躲在箱子里的女儿、躲在暗处的前妻，以及处理不完的学术困惑和生活烦恼使张末难以忍受。邹元标对于张末而言，仿佛是欲望的“沆瀣一气”，亦仅仅是她找寻过去某种感觉的代替品。张末仿佛是那片代表着自身气味的药棉，面对那些人和他们身后的复杂布景，她只感到战栗、茫然和无所适从。格非在文章中谈道，在他看来，安娜的死则更多地“源于内心慢慢培植、累积起来的厌倦”，“是激情消失之后难以驱除的空虚和绝望”。9如果熟悉格非的作品，很容易由格非对安娜的这一认知联想到《春尽江南》中庞家玉这一女性形象。虽然我们不能武断、粗暴地将安娜、爱玛等视为格非笔下女性人物形象的原型，但是这种考察却能够提供一种贴近格非写作和思考方向和侧重的有益确证。

同样，格非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喜爱主要来自《都柏林人》。在他看来，这种通过一个时间节点的横断面，来呈现不同身份处境的人们的生活、精神状态，可以更好地触摸这个时代，并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格非从乔伊斯这里不仅找到了一条很好地承载、表达内容的方式，也将自身对作品的解读和共鸣融入文本当中。乔伊斯看似“漫不经心”的叙事，在中国古代的小说叙事中被称为“闲笔”，格非所体认的正是这种手法对叙事空间的延展。

除了博尔赫斯、乔伊斯之外，格非对福楼拜、卡夫卡、普鲁斯特、巴赫金等作家的创作理念、文学观及作品的深刻感悟，都能够为我们在观察他立足于时代的横断面观察不同人物的精神现象的叙述方法、对于感觉的多层次开掘等找到更加开阔的思考面向。这些思考格非在《博尔赫斯的面孔》《塞壬的歌声》《小说叙事研究》《文学的邀约》等学术专著中都有精深、细致的体现。博尔赫斯晚年双目失明的时候，曾有人问他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博尔赫斯的回答是:“没有什么意义。”然而，当咖啡馆的音乐在他耳畔响起，博尔赫斯沉吟片刻却说道:“等等，只要音乐还在继续，生活还是有意义的。”音乐触动了博尔赫斯的情绪或记忆，在这一刻，作曲家、演奏者与作家达成了心灵的互通。情感的共振也正是这则轶事打动格非的地方。无论是平复狂躁的心绪，寻找思绪的共鸣，或是唤醒沉睡的记忆，他始终坚信:“世界上总有些心灵是能够彼此相通的。”10从格非对小说的细读与在小说创作中的应用中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经历了一次文字上的冒险，同时也发掘了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心灵密谈。

三、心灵地图与“精神史”共振

肖邦的《即兴幻想曲》曾“复活”了格非关于多年前故乡仲春画面的记忆:田野上的那些麦苗和杨柳、河堤上汇集的劳作民工……这些人与物纷至沓来，于是格非写下了短篇小说《背景》。同样，小说《月落荒寺》的尾声，形形色色的人共同沉浸在融融月色下聆听音乐时，“在这个被音乐提纯的瞬间，所呈现的正是存在的奥秘:一种无差别的自由、安宁和欢愉”。11音乐赋予了格非一份机缘，成为他承载记忆与情感的容器。和音乐一样，电影中许多带有个人化色彩的情绪表达，以及对情感和记忆的特殊呈现开掘方式，都带给格非以感觉上的无限启迪。格非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接触伯格曼的电影，后来在学校又开设了一门名为“伯格曼与欧洲电影”的选修课。格非也曾提及伯格曼电影《马戏团》带给他的启示:问题即便没有解决，但生活总归还要继续下去。音乐、电影、小说，或是气味、风景、器物等，对于格非而言，它们的共性在于某一个瞬间带给心灵的震颤、感动，成为生命中的华彩，一直闪烁在此后记忆的长河当中。格非在阅读和研究中寻找着与个人气质、价值观念、关注重心相似的作家作品，汲取写作灵感。

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格非用大量的时间阅读中国史传、文论和文学作品。除了对古代、近现代思想有了进一步了解之外，他对于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叙事传统及其传承过程也领悟颇多。在格非看来，作家或写作者与传统的关系并非被指导与指导的单向关系，传统也在启发着人们创造自己的传统，使那些被晦暗的历史烟尘湮没或忽视的闪光呈现出来。12格非在小说写作中对草蛇灰线、春秋笔法的叙述结构，对史传传统中重复、错综手法的化用，通过瓦釜、月亮、金蝉等物象来呈现时间的流动性，运用典故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温习历史中的记忆碎片并自觉地将新与旧、现实与历史融为一体等，都体现出他对中国古代传统资源的领悟之灵活，理解之深入，以及对传统从发掘到创造性继承的流动的、丰满的过程。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两位对格非影响非常深刻的文人———废名与胡河清。从这两位现代作家和当代批评家对格非为人为学的影响，尤其是“士风”精神的点拨和启悟上来看，他们无疑都是格非创作重要的领路人。格非从废名小说对于抒情传统的体悟、对于景致书写的细致分析中，找到了他呈现江南景致的方法。胡河清则提醒格非要重视学习、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格非有意识地、坚定地认同、归属江南文化的向导。因此，笔者认为，探讨这两位文人的心性、习作对格非及其小说的影响十分必要。

格非真正接触废名的作品在1985年前后，那时的格非最喜爱的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和汪曾祺。格非对废名发生兴趣要追忆到他在读到汪曾祺在《谈风格》中直言自己受到了废名的影响。后来，由于对中国叙事和抒情传统的兴趣和要求，格非的博士毕业论文选择了以废名为研究对象。他在研究中将废名的写作纳入叙事学的系统中加以分析。如果说最初对废名感兴趣是因为格非个人写作所遇到的问题促使他要仔细研究中国小说中的抒情传统，那么随着研究的深入，格非渐渐从废名的个人经历、文学资源、写作风格上看到了与己契合的方向。20世纪50年代之后，人们认为废名这类人物已经“过时”。但事实上，废名其人其文在心性和意趣上的开掘，对于当下书写的世故、功利之风始终具有反拨意味。孙郁认为废名的妙处在于“意象上是高古的、清涩的，精神却是现代人的，内敛着激情，以从容的步履自行其路”，13因而，孙郁认为从沈从文到周作人，再到废名，在他们的气脉当中是有一股文人士气如流水般淙淙流淌着的。如果从这一视角来看待格非与废名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捕捉到格非小说中更多玄思与妙义。废名擅长写田园风光，无论是刻画四时景物，还是对古典诗词极具个性化的独到见解，包括从中折射出的形而上的禅道哲思，对于感觉和心灵的重视，这些都对格非的文学观念和创作产生了深厚的启发。格非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后的学术专著、散文随笔中虽然不再过多地涉及废名，但是他始终强调废名在叙事学上的开拓性和先锋性———影响仍然是存在的。

如果说废名的小说和文学观带给格非以启迪，那么胡河清则善意、严肃地提醒格非，要从狭小的江南文化圈子走向更为宽广深远的中国文化传统当中去。

格非与胡河清可谓亦师亦友。胡河清是格非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师兄，由于同在一所学校，他们很早就有过几面之缘，并且格非的好友马原认为胡河清的文章最能还原自己的创作心态。距格非知道这位师兄将近两年之后，胡河清在友人的推荐下，开始阅读格非的《迷舟》，一下子就被格非的叙述圈套“迷”住了，并撰写了文章《论格非、苏童、余华与术数文化》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胡河清在文章中称格非为“蛇精”。二人的相识仿佛高山流水，每每聚谈，彼此都有颐然心合、逸兴遄飞之感。胡河清称出生自镇江不远处的格非与南京的苏童这两位江南作家在当时中国文学界的所处的位置正应了那句“龟蛇锁大江”。他所提出的“中国全息现实主义”也正是以中国古典文化和民族文化底蕴为源头的。彼时，胡河清指出了在自己看来，格非的缺陷在于“诡秘则易流于小慧”，14这一点恰恰需要补中国古典文化的功课。这一提醒对格非非常重要，后来格非在回忆胡河清的文章中写道，胡河清曾对他说过，如果他们这一代所谓的先锋作家不抓紧认真地阅读、重审中国经典，他们的路或许不会走得太远。胡河清当年坐在家中跟格非极其严厉地说出了这番话，对格非的刺激非常大。因而，格非差不多从30岁出头的时候，开始重新回到中国古典文化典籍的阅读和研究当中。胡河清离世之后，格非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缅怀这位与他惺惺相惜的友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的多部小说里，我们都可以从不同的小说人物身上看到胡河清的影子。在《不过是垃圾》的结局处，胡河清在“我”的梦中复活，与“我”在藏域重逢，告知以生死彻悟。《蒙娜丽莎的微笑》中的胡惟丏，也正是以胡河清为原型的。胡惟丏是班上的“奇人”，头发花白，由于嘴型特殊，无论何时嘴角都仿佛挂着一抹若有若无的微笑，因而得名“蒙娜丽莎”。他“好谶纬之术，落拓不羁，一副名士派头”，15学问极深，且沉默寡言、独来独往。胡惟丏和“我”惺惺相惜，由于脾性和学识相近渐渐结为朋友。就是这样一位“奇人”，在大学毕业之后，突然从家中的阳台上一跃而下，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回忆中，胡河清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悄悄告别了这个世界，他仿佛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来。格非曾直言他小说中的胡惟丏其实写的是他的大学校友胡河清。胡河清曾劝告格非“一个作家在古典文化方面所应该具备的素养”，16希望格非这位“现代派小伙子”可以在汲取西方现代派的精粹之后，从“诡秘”走向“神秘”。格非也未曾辜负胡河清的期许。他在90年代末期就已经自觉地踏上了追寻中国文化气脉底蕴的“归途”。彼时，许多先锋派作家的创作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向。这段时间，格非完成了以废名为研究对象的关于中国叙事和抒情传统的博士论文，在沉寂10余年之后，出版了首部长篇小说———《人面桃花》。小说仍旧以江南腹地为叙述视点，但作品中呈现出的文人气脉、文化格局与当年的“现代派小伙子”大不相同。从这一点上看，这是格非对胡河清最好的交代与缅怀———他已备好了行囊，他已无须等待。

综合地看，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创作上，本文所探讨的内容不可能涵盖格非不断更新、深化的知识储备和写作资源。由于参照系不同，对于中西方文化异同的评判标准也不一而足，不同的精神价值体系也造成了形式表达上的区别。格非深谙这一逻辑，从而使他的小说写作呈现出融合了中西文化的叙事形态。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格非侧重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自我意识或主体性的觉醒、对生命价值的评判标准、对真实的探讨及其背后深层的文化和精神危机等方面，格非从中外思想中所汲取的养分或者说格非个人的知识范式充满了思辨色彩。这种思辨性和感受力也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驱动力。

多年来，格非讲授关于小说叙事研究课程，且专注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在他备课、个人学术研究的过程当中，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如果追踪这些文章可以发现，格非喜爱或关注的作家，在写作主题意蕴、作家个人气质等方面，仍然与他本人有着契合之处。近年来，格非在学术随笔《文明的边界》中，以罗伯特·穆启尔、志贺直哉、麦尔维尔(尤其是以他的“抄写员形象”)为中心进行研究和探讨，捕捉到了他们关注外部世界与个人内心之间的存在悖论，作品中的主人公常常由于个人自我意识的苏醒及过剩而不断地产生焦虑、无力感，在关于死亡等存在问题中体察到终极性的精神虚无，无限向往纯粹洁净的精神生活。这一层面也为我们研究格非的“精神史写作”提供了一条更加贴切、开阔的思考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