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口头文学传统》述评

日期：2023-07-01 02:03

作为第一位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的创作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学界关注，研究成果众多。就研究专著来讲，迄今亦有30余部，其中影响颇巨的丛书是两套，一套是山东大学2013年7月出版的“莫言研究书系”，一套就是最近2021年1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创新经验研究丛书”。“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创新经验研究丛书”一套共9本，是以张志忠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的结项成果，同时，该丛书得到了2021年国家出版基金和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的资助。张相宽所著《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口头文学传统》（以下简称“张著”）为丛书系列专著之一种，分属项目子课题之“莫言及新时期文学变革与中外文化影响研究”。

张相宽从事莫言研究多年，发表过莫言研究论文10余篇，在莫言版本研究、莫言对中国民间叙事资源的汲取与创新等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张著是在其原有研究的基础上，聚焦中国口头文学传统对莫言小说创作的影响，视野开阔，体系严谨，材料丰富，同时注重文本细读，考察深入细致，突破很多现有莫言研究的拘囿与盲区，是莫言研究不可多得的佳作。

一.本土性与世界性的开阔视野

莫言创作丰富，个性鲜明，作品本身即为文学研究的富矿，兼及长期备受关注，研究成果丰厚，这就为当下的莫言研究提出更大的挑战，要想在莫言研究中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必须具备开阔的学术视野。而张著是在本土性与世界性的视域下，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关注莫言近四十年创作的变与不变，既不回避热点，同时又能独辟蹊径，推陈出新，实属难得。

本土性与世界性是张著研究莫言创作的立足点。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在农村生活了21年后参军，参军前小学也没有毕业，文学启蒙主要源于听讲农村的民间故事，莫言称之为“用耳朵阅读”，参军后在部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文学创作的才能得以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接受了专业的文学教育和阅读，领略到世界文学的艺术精神和创作技能，打开了眼界。张著从莫言小时候的放牛、放羊、挖渠等劳动生活论起，“回到小说的起点”，探讨不同的劳动类型和劳动情境下民间讲故事的传统与莫言小说创作的血缘关系。张著认为：“莫言正是‘撤退’到了中国口头文学传统的原点，他带领着我们重返原始民间讲述故事的情境，带领着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围绕在大人身边听故事的时期，他用他原始而又现代的创作阐释着中国当代小说的发生学。”[1]2莫言是一位真正参加过农村劳动，对劳动有着深刻体会的作家，既体会到劳动的伟大，又体会到劳动的辛苦，体会到民间的大地精神。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农村劳动对莫言的另一层意义是提供了具有本土性的民间讲述故事的方式。正是这种方式，体现出莫言小说叙事艺术所具有的显著的传统性和民族性。随着莫言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文学，他的小说的叙事艺术也充分汲取了世界性文学的叙事经验，并且将之和本土性叙事经验相融通，从而创作出既有本土性也极具世界性的作品。张著正是在世界性视域下通过文本细读，深入透视莫言创作的传统性的。这无疑赋予专著的开阔视野，在本土性和世界性视域下看到莫言创作的独特特征和卓越贡献。

“要想对莫言的小说进行全面的认识，就要求我们在古与今、中与西的视野下进行观照和论述。”[1]25由于张著涉及小说的叙事技巧、民间多种口头文学类型、宋元话本与明清章回小说的叙事传统，加上著者的世界性视域，该著运用了口头诗学、叙事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同时为了详尽了解民间口头文学的叙事资源与经验，著者进行了翔实的田野调查，掌握了大量资料，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莫言小说创作对中国口头文学传统的继承及其创新关系。张著无论在材料的占有，理论的撷取，论证的谨严等方面都体现出著者开阔的视野。

二.聚焦中国口头文学传统中的典型文体

莫言研究已近40年，长期以来，人们主要围绕莫言小说的艺术感觉、民间立场、农民文化、地域特征、形式实验、比较研究、创作风格、悲剧精神、人物形象、意象叙事等从不同角度、多个层面对之进行了深入阐释与论述。莫言获诺奖后乃至最近几年，莫言与诺奖、莫言作品的海外译介与传播、莫言生平与创作原型、传统性与世界性的融通、莫言新作等成为新的研究热点，而原有一些论题的研究也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推进。就莫言小说创作的民族性与传统性而言，早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受到学界的注意并做出具有一定深度的阐释，一直到当下，莫言小说创作的本土性依然是莫言研究的重点之一。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如季红真的《现代人的民族民间神话———莫言散论之二》（1988）、张清华的《选择与回归———论莫言小说的传统艺术精神》（1991）、雷达的《莫言:中国传统与世界新潮的浑融》（2013）、王春林的《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文学传统》（2013）、喻晓薇的《莫言小说与明清历史演义小说传统》（2020年）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人们认识莫言小说创作的民间性以及与中国叙事传统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中国叙事传统源远流长，中国叙事传统的资源极为丰富，上述成果对于充分认识莫言小说创作的本土性、地域性和民族性还远远不够。而且，中国叙事传统的研究也有多个角度，由于这些角度也有了相关成果，要推动莫言研究进一步发展，就需要聚焦某一种叙事传统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对于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口头文学传统关系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鉴于莫言研究现状及中国口头文学传统对莫言创作的重大意义，从中国口头文学传统研究莫言创作的民族性不可或缺且至关重要。莫言出身农村，在农村长大，参军前接受的学校教育限于小学，莫言喜欢听民间故事，喜欢到集市上听说书，喜欢当地民间小戏茂腔，可以说，莫言的文学涵养主要得助于民间口头文学的熏染。莫言多次提到自己的创作受到民间口头文学叙事经验的影响。他说：“我是一个没有多少理论修养但是有一些奇思妙想的作家，我继承的是民间的传统。我不懂小说理论，但我知道怎样把一个故事讲得引人入胜。这种才能是我童年时从我的祖父、祖母和我的那些善于讲故事的乡亲们那里学到的。”[2]402即使他后来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读大学，进入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作家硕士研究生班学习，但他依然认为“我虽然拥有国家承认的研究生学历，毕竟还是野狐禅。”[2]105从莫言的夫子自道，我们看到莫言的小说创作所受到的口头文学传统的巨大影响，认识到口头文学传统对他小说创作的重要意义。基于此，结合莫言创作的实际，张著提出：“只有从口头文学传统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莫言小说与民间资源、民间文化的关系；才能更深入地认识莫言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万物有灵的泛神论、宇宙观；才能更准确的理解莫言小说的魔幻、人称、结构等叙事特征，才能理解他笔下富有传奇色彩、自由自在、快意恩仇的民间儿女”[1]19。这一论断，无疑是切中肯綮的。

张著正是深入探讨莫言对中国口头文学传统承继与创新之关系的佳作，该著从民间故事、说书、民谣、小戏、俗谚俚语五种最为典型的民间口头文学类型切入，全面、系统、深入地论证了莫言小说创作对民间叙事资源的汲取与创化。中国口头文学传统资源极为丰富，包括神话传说、史诗、民间故事、寓言、小戏、民谣、民谚、谜语及各种民间说唱等体裁和类型。该著在对口头文学传统概念梳理和界定的前提下，论述了口头文学传统是如何影响莫言创作的观念、精神和想象力的，并且深入探讨了这些口头文学元素是如何嵌入莫言小说文本并与之浑然一体的，探讨了它们在莫言小说中的审美特征与审叙事功能。

三.对现有莫言研究成果的突破

在张著之前，也不乏个别论文谈到民间口头文学对莫言创作的影响，谈到莫言某部小说中的口头文学元素，但毕竟较为零散，像张著这样从莫言所有小说出发，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尚未出现。所以，张著是对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口头文学传统之间关系研究的极大推进和重要总结。而且，作为一部优秀之作，张著不仅全面、系统，更重要的是在“深入”上下足功夫。张著真正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拓视野，挖掘材料，采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大力突破前人的现有成果。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对莫言小说的“讲故事”特征、莫言小说中民间故事的插入做出了新的阐释。莫言是“讲故事的人”，他的小说具有显著的故事性，这已是公论。但张著从莫言与劳动的关系开始讲起，回到口头文学的产生，回到文学的起点，探讨口头文学的表演性质，进而探讨了莫言小说“讲故事”的民间特征，真正看到了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口头文学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张相宽还深入文本，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将莫言小说中插入的80则“民间故事”摘录出来，精心整理，分析其类型，探讨其插入文本的方式与叙事功能。张著认为莫言通过直述、转述或者将民间故事情节化为小说中人物的经历等方式，将民间故事不露痕迹地嵌入小说，使之成为小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增强了小说的传奇性，渲染了小说的气氛，推动了故事情节，升华了小说的主题。同时，张著提出，莫言小说中某些民间故事的嵌入有和小说主故事脱节的嫌疑，有一定的缺失，应该引起小说创作的注意。这些观点都是新鲜的，也是大胆的。

其二，对莫言小说中插入的民间小戏进行了梳理并对其叙事功能做出了深入的论述，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观点。在乡间，由于知识教育程度不足，识字较少，乡间百姓很少能够通过阅读纸质文学作品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所以，民间小戏就成为他们极为重要的精神娱乐活动，民间小戏也就成为中国口头文学传统极为重要的一个类型。在高密，最典型的本地戏是茂腔，此外还有柳腔、吕剧等地方剧种。作为在农村长大的孩子，莫言自小就受到家乡戏的熏染。他说：“我小时候经常跟随着村里的大孩子追逐着闪闪烁烁的鬼火去邻村听戏，……听戏多了，许多戏文都能背诵，背不过的地方就随口添词加句。”[3]514他也曾经提到：“‘猫腔’的旋律伴随着我度过了青少年时期。”[4]58民间小戏影响了莫言的文学精神，也影响了莫言小说创作的文学风格。莫言很多小说都插入了民间小戏，有的是戏剧片段，有的是戏剧性的语言。张著梳理了插入民间小戏的莫言的所有小说，提出莫言小说中的民间小戏赋予作品中的普通乡民以勇气和豪气，表达了他们情感思维的朴陋悠远，呈现了乡村原野的辽阔苍凉，加强了民间悲剧的壮烈特征。张著对《四十一炮》《生死疲劳》《丰乳肥臀》等小说中的“戏中戏”进行了精彩的评论，指出它们在塑造人物形象、升华小说主题意蕴、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等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小说中插入的民间小戏有利于彰显莫言小说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张著特别对比了《天堂蒜薹之歌》和《檀香刑》中“章首”插入的小戏唱词的同与不同，指出“《檀香刑》中的唱词或曰戏文除了与《天堂蒜薹之歌》中的唱词一样具有交代故事的起因、经过、议论、抒情的叙事功能之外，还具有揭示人物性格的作用。”[1]204而对《檀香刑》正文中民间小戏的“以戏代言、以戏叙事、以戏抒情的作用”的论述更为精当。张著也注意到《檀香刑》小说语言的戏剧化，将这部“戏剧化的小说”的民族化特征阐释得淋漓尽致。张著对莫言小说戏剧化特征提出的很多观点都是原创性的，而且这些观点具有进一步研究的学术价值。

其三，对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说书传统之关系的研究有重大突破。莫言曾言：“我就是一个说书人，一个跟那些在过去的集市上，手拿竹板或鸳鸯板‘耍贫嘴’混饭吃的人，没有本质的区别。”[5]364莫言从小时候起就喜欢听说书，受到说书艺术的深入影响，等他后来走上写作道路，特别是有了明确地向中国口头文学传统汲取创作资源的时候，他的小说创作的传统说书色彩就越来越显著。而且，对于莫言小说与说书传统之间的联系，之前也有学者论及，但大多是提到莫言小说受到说书传统的影响，至于说书传统是怎样在莫言小说中体现的，莫言小说中的说书特点与传统说书又有着怎样的不同，莫言到底是如何对说书传统既继承又有所创新的关系，则语焉不详，浅尝辄止。而张著既提出了莫言小说中的“类书场”特征，提出莫言小说与说书传统的深层联系，同时指出莫言小说创作与传统说书的不同，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莫言的小说大都含有多个叙述层次，而叙述者层次的存在以及叙述者层次的情景化、具体化和闲谈风格遮蔽了叙述者所叙故事层次的说书特征”[1]114。这一论点及其富于逻辑的论证，为我们正确认识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说书传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强有力的阐释。在此基础上，张著对莫言小说滔滔不绝的语言风格的成因也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

此外，张著对莫言小说中的民谣、俗谚俚语的插入及其叙事功能，莫言与赵树理小说对说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莫言与鲁迅小说创作的民族化路径的选择，莫言小说叙事艺术向传统回归中的变与不变等论题的探索具有开拓性意义。毋庸讳言，张著对中国当代小说如何在世界性视域下保持民族性，如何更好地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