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文学的相互生成——读特里·伊格尔顿《文学事件》

日期：2023-07-12 11:40

在中国文学理论的知识版图上，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存在。他的每一本新书都会引发理论界持续的关注和讨论。伊格尔顿是说不尽的，这话一点儿都不过分。2012年，伊格尔顿的The Event of Literature出版。2017年，该书汉译本《文学事件》出版。1从2012年至今，围绕《文学事件》的研究制造了一个讨论文学的“事件”。

伊格尔顿并没有让人失望，《文学事件》这本20万字的小册子，包含了极其丰富的讯息，值得特别关注。伊格尔顿视野之开阔、思路之独特、方法之灵活，给了我们这些文学理论研究者极大的启发。理论竟可以以如此面貌出场，理论不是对文学的剥夺，而是文学性的发现。理论与文学相互追逐、相互嬉戏、相互生成，共同丰富了文学的世界。

一、“事件”的文学

把The Event of Literature翻译成“文学事件”,学界不会有太多的反对。因为，Event对应的汉语词汇就是“事件”。但是，如果从伊格尔顿The Event of Literature所讨论的问题出发，结合福柯、巴迪欧、齐泽克、德勒兹等人对“事件”所做的哲学分析，The Event of Literature的意义就复杂起来了。它不是结论，而是通向文学思考的一个“切入点”。

盛宁在《文学事件》中译本代译序里认为，The Event of Literature翻译成“文学的发生”似乎更符合伊格尔顿这本书的主旨。他给出的理由是：英语世界的event, 除了具有汉语世界通常理解的名词意义的“重要意义”或“特殊意义”的“事件”(“事情”)涵义之外，还包含了“发生或正在发生”(happen, happening, occur, occuring)的“动作”意义。而一旦将The Event of Literature翻译成“文学事件”,则后一种涵义(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动作”)无形中被消解掉了。盛宁认为伊格尔顿的The Event of Literature并没有把焦点聚焦在作为“事件”的文学上，而不过是要聊一聊“文学”这个概念，它的发生、怎么发生以及作为“文学”具备哪些基本属性。2盛宁还强调，对“文学”本身(the notion or concept)的追问，是对“文学”这个“观念”以及“文学”作为一种“文类”产生的追问，属于“观念”的亦即发生学(Phylogenetics)意义上的追问，是不同于对“事物”(“事件”)的发生即事物起源(origin genesis)意义的追问的。故此，“观念”的发生是不同于“事件”的发生的。而在实际中，这两种“发生”的追问经常混在一起。盛宁强调：

“观念”发生与“事件”发生恰恰是两个不容混淆却又极容易混淆的概念：前者强调的是主观认识，后者则是客观现象；发生学研究的是人类知识结构的生成，而起源学则是考察事件在历史中的出现；“发生”属于逻辑推理概念，这门研究是要追寻人在认识世界和自我过程中萌生出哪些新的观念，对这些观念引发的主客体互动而形成的认识加以考察，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建构起新的知识体系，并揭示其内在本质和规律；而“起源”的考证则纯属一个刻画历史时间的概念。3

想必是为强调“观念”和“事件”发生的不同，盛宁先生写下了这段文字。这段文字的立论根据在哪里，作者并没有交代，可能是受了一篇文章的影响。作者引用了汪晓云的一段话：

严格意义上的发生学具有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意义，作为认识论，它有别于强调认识结果的经验主义；作为方法论，它有别于研究事件起源的实证主义。4

汪晓云这篇文章实际上是讨论人文学科与实证主义的区别的，历史上这种区别的确存在。人文学科强调对对象作人文学的观照。在人文学科的视野里，对象之成为对象，取决于人的观念。观念在人文学科里意义重大，是人文学科的灵魂。明乎此，“人文学科发生学讨论观念的发生”这一观点就不难理解。但问题在于，也许是为了强调人文学科观念的发生学意义，作者有意识地将其与“研究事件的起源的实证主义”区别开来。这种区分，在古典范围内是有效的，但在现代范围内则是无效的。因为，现代论域内“事件”的涵义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批哲学家对“事件”表达了持续的关注和研究，其中的观点已经完全不同于实证主义的对于“事件”的理解了。

实证主义的“事件”观，说到底是由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旨趣所决定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强调收缩主观视野，注重客观描述。通过这样的研究，使社会学研究自然科学化。“事件”作为实证主义社会学说明的对象，被纳入到因果解释的框架来理解。然而，在晚近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事件”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意义，成了一个进入问题的强有力的“视点”或“方法论视域”,远非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事件观所能涵盖的。海德格尔认为“事件”(Ereignis)是一种世界化的体验的发生，梅洛·庞蒂将化不可见为可见的表达过程视为表达事件，阿兰·巴迪欧着力构建一种“事件的哲学”来使存在获得特殊的、偶然的、意外的“事件”意义。福柯认为“事件化”首先意味着某种“自明性”的丧失，是对“历史必然性”或“历史普遍性”的决裂。德里达认为，他的“解构”“全然不是非历史的，而是别样地思考历史。解构是一种认为历史不可能没有事件的方式，也是我所说的‘事件到来’的思考方式”5。吉尔·德勒兹则首先打消了人们在通常意义上把“事件”理解为实在的、现成的、明确的、事实的观念， 认为“事件”的积极意义不在于使人们回到约定俗成的常识上面，而在于“事实”背后的“虚”的维度的敞开。真正的“事件”,具有超越可见维度的力量，是蕴含着思想、玄机乃至宇宙奥妙的存在，事件是单独的、个别的、无法被同化的。“事件是生成”,意味着“事件”不是属于“当下”的静止的概念，而总是运动着的，属于“尚未到来”或“刚刚过去”之类的动词表达。显然，如此这般的“事件”观，早已超越了实证主义对“事件”的理解。6

确实，在The Event of Literature里，伊格尔顿没有按照通常人们设想的那样，在开头就书名的含义做一番介绍，但这并不必然推导出他无视“事件”现代意义的结论。恰恰相反，“The Event”使我们对伊格尔顿思维的流动性、敏锐性以及不懈的解构性有了更多的了解。伊格尔顿不是那种“照着说”的思想家，他对前人或同时代人的思想从来都不是毫无保留地接受，而是在行文中贯穿着鲜明的批判立场。“文学事件”既是伊格尔顿对全球范围内一些哲学家、思想家聚焦“事件”思想的呼应，也包含着伊格尔顿借“事件”之概念而达到对文学个别性和问题性强调的目的。

我们且把The Event of Literature这个名称悬置一下，看一看The Event of Literature到底说了些什么。毫无疑问，The Event of Literature主要是讨论文学的；不仅是讨论文学的，还是讨论文学最基本问题——文学的本质的。“文学的本质”这样一个很不后现代的问题，被伊格尔顿讨论得风生水起，搅动了文学理论的一池春水。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The Event of Literature在时间上有点错位，是在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后学理论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向“纯文学理论”的一次回归。他说：

我这本书，就是有意识地返回到那个所谓的“高深理论”或“纯文学理论”,就叙事、文学、虚构性、文学语言等提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已被搁置得太久了。7

显然，伊格尔顿是要对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也就是“文学是什么”发声。联系几乎同时期出现的伊格尔顿的其他著作如《如何读诗》《文学阅读指南》等，我们不难发现伊格尔顿对“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持续关注。文学不是理论的对象，而是理论的土壤。文学的底蕴、气质、精神始终是伊格尔顿言说文学理论挥之不去的在场。唯其如此，伊格尔顿才会在理论批评和文学现场之间出游从容。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命题，不是干瘪的概念堆砌，而是富有生机和文学性的言说；他的文学解读，也不是为了印证理论命题的合法性，而是理论与文学的相互追逐、相互嬉戏，共同实现文学世界的打开。伊格尔顿的身份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文学理论家，一个是政治批评家(当然，伊格尔顿还是一个卓有成就的剧作家、散文家)。从文学批评走向政治批评，是伊格尔顿理论展开的基本面向。即使讨论文学问题，最后也通向了政治批评。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这本书里，伊格尔顿断然否定有所谓文学的本质，认为文学根本没有什么本质，一切文学都是意识形态的。8但是，伊格尔顿否定文学的本质只是否定了定义式的文学本质观，而根本不意味着不需要对“文学是什么”表达理解。相反，他对文学的基本问题有着超越时代的洞见。他曾经说：“如果人对作品的语言没有一定的敏感度，那么既提不出政治问题，也提不出理论问题。”9这段话可以说是抓住了理解文学的牛鼻子，也可以说是伊格尔顿进入文学的切入点。没有对于(作品)语言的敏感，所谓文学的讨论就会是无的放矢，不得要领。换句话说，对文学的关注不是对文学之外的现实的关注，而是对文学之为文学的关注。文学之为文学，正是语言的力量、形式的力量作用的结果。所谓“自我指涉”、所谓“文本即策略”等，讨论的都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条件和机制。唯有如此，现实、历史或意识形态等才是不会游离于文学的。由此看来，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家和政治批评家的身份实际是合一的，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批评的文学维度和政治维度各有侧重。可以说，文学理论家的身份成全了伊格尔顿政治批评家的身份，反过来，政治批评家的身份，也坐实了其文学理论家的身份。以文学为对象的批评，首先是文学的，其次才是政治的。而文学政治批评所以能够发生，正因为文学(形式本身)本来就是“道德或者意识形态意义的母体”10。

既然明白了伊格尔顿The Event of Literature的动机和讨论的背景，那么，究竟是用“文学事件”还是用“文学的发生”“文学的意义”或“文学的后果”作为汉译书名，就显得不那么特别重要了。The Event of Literature的汉译者阴志科曾经详细讨论了伊格尔顿“文学事件”中的“事件”来源、用法、涵义及其作为书名的event的几重意思。11与其在汉译名上做文章，不如沉潜到The Event of Literature的字里行间，努力做一番究竟的了解。其实，用“文学的发生”“文学的意义”或“文学的后果”做书名，不仅读起来显得索然无味，而且还有可能遮蔽The Event of Literature真实的命意，是另一种形式的削足适履。更何况，The Event of Literature也真正讨论了作为事件的文学。

伊格尔顿不愧为理论大家，对于作为事件的哲学研究，他不屑于追随前贤。伊格尔顿以轻蔑的口吻谈到了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的“事件”概念不过是“神学世俗化之后的碎片”12。巴迪欧的事件哲学旨在强调“事件”之偶然性、突发性、断裂性，“主体”是外在于“事件”的，“主体”无法在既定的知识框架里认识“事件”的性质。巴迪欧的事件哲学是后现代语境下事物失去有机联系而不得不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自身的真实写照，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鲍曼的一句话：生活在碎片之中。但是，伊格尔顿并不赞同巴迪欧如此看待“事件”,他强调“事件”是能动者(读者)的“行动”,“事件”不是无主体的偶发，同时，“事件”还受结构的限制。换句话说，伊格尔顿是在自己理解的意义上使用“事件”概念的。关于虚构，伊格尔顿认为虚构是“一种与其言说行为本身无法分割的事件”13。伊格尔顿把处理文本的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把作品视为客体对象，一种是把作品视为事件。”14把作品视为客体对象，以新批评为代表。伊格尔顿显然不赞同新批评切断作品与社会有机联系的孤立的文本观。他认为新批评把文学文本视为“一个有待解剖的封闭符号系统，而不是拥有自身演变史的戏剧化的或者象征性的单个行动”15。如此一来，诗歌与历史无涉，与意识形态无涉，新批评的局限立即显现出来。对于“事件”的涵义，伊格尔顿并没有作出解释，只是在注释中有“关于文学事件，参见Derek Attridge, The singularity of Literature,London and New York, 2004,pp.58-62.”16的字样。可见，伊格尔顿是在The singularity of Literature观点的基础上接受了“事件”的概念的。无论如何，“事件”在伊格尔顿这里，是与“把作品视为客体对象”的观念相对立的。这些都说明在伊格尔顿的The Event of Literature里，“事件”是一个基本概念或核心概念。但是，伊格尔顿没有兴趣清晰考证这个概念的源流，更不会下一番定义再去使用这个概念。他是在滤去了对这个概念诸多“前理解”的基础上使用这个概念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意义即用法，这句话显然很适用于对伊格尔顿“事件”的理解。是的，只有走进文本，在潜心揣摩文本的基础上才能获得伊格尔顿那飘忽灵动的文字背后所包含的讯息。

二、文本即策略

从对象与事件的区分说明文学是什么只是研究文学的第一步，无论是对象还是事件，都需要在结构的视野里做出分析。文学作为对象，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只是这种结构不是自我封闭的，新批评的问题就出现在这里，把结构给孤立化了。事件在于突破结构的固化模式，把对象视为结构化过程中的一个存在，突出新异性和陌生性。结构化的过程，就是以文学特有的方式组织内容，这就是策略。策略即安排，安排即结构以及结构化。所以，结构、结构化、策略、安排等是讨论文学事件的一组概念，而非孤立的存在。文本对内容的组织，并不是对外在于文学的现实的组织，因此并不指向实际的物理世界或现实世界，而是带有“自我指涉”性质。17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本作为策略，意指一种虚拟化了的符号策略，这是伊格尔顿讨论文学问题的起点。

伊格尔顿认为，文学和其他意识形态如神话、哲学、宗教等一样，属于人为建构的符号领域。这个符号领域是为了满足自身把现实合乎逻辑地自组织起来的需要，与人类的劳动一样是一种“意义建构模式”。不仅如此，符号领域的劳动还是一种“元意义建构模式”,开启的是人类“具有猜想性质的反思力”。18在伊格尔顿看来，这种“非实用的形式”的意义建构对人的生存意义至关重要。符号使世界象征化、意义化，具有独立的性质和功能，并与实在的物理世界或现实世界区分开来。但实在的物理世界或现实世界并不在文学之外与文学相分离，而是作为策略化过程中生成的一个“潜文本”19存在于文学的世界里。这样，文学摆脱了物质世界的纠缠，不需要从外在的律令出发规定自身，获得了自我指涉性，作为一种游戏，以独立自足的方式绘制蓝图，勾勒出自由美好的前景。

文学是现实的，但不是说文学属于文学之外的现实，现实的种种规定不能说明文学。我们不能按照现实的可见性指责文学的不可见性，也不能按照现实的逻辑指责文学的非逻辑。现实经验之于文学，既是理解文学的前提性因素，更是文学解构的对象，文学挑战了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大家都如此这般的现实经验。显然，文学与文学之外现实的关系需要引入“文学性”的视角来处理，否则就会深陷二元论的泥淖而不能自拔。文学对现实的回应，不是对现实实际问题的直接发言，不过是对“自己塑造的情境”2021的回应而已，现实中的问题是作为文学“情境”植入文学的文本里的。伊格尔顿引用詹姆逊的观点说：“文学文本是对自己创设出来的语境的回应”,而理解一个文本并不是要从文本中发现它与现实的关系，而是“把它要回答的问题重构出来”。22重构即在于文学性的安排，也就是要将它所指涉的问题形式化。但文学的特殊性在于呈现而不在于回答。文学呈现问题但并不试图给出答案，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文学“不会就自己提出的问题给出教科书式的解决方案”23。我们不能指望博尔赫斯或者奈保尔写出这样的结局：比如一连串皆大欢喜的姻缘，坏蛋一无所获，被打发跑路，好人则得到乡村的财产。他认同并在书中两次引用罗兰·巴特的话说，假如“愉悦的文本”彬彬有礼地包容了我们的标准化假设，那么“快感(jouissance)的文本”就是要从扰乱它们的行为中收割恶意的反超我(anti-superego)的欢喜。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文学能够回答它自己提出的问题，正是这种悬而未决将它构筑为文学：它是被置于问题之暴力与答案之沉默之间的脆弱的语言”24。文学不会使我们一劳永逸，直奔主题，它颠覆的正是那种约定俗成的“标准化假设”。“悬而未决”是文学的本分、文学的存在。呈现之于回答对于文学永远是第一位的。呈现即在于呈现被社会现实遮蔽的部分，呈现文字无法穷尽的不可呈现之物。文学文本的魅力即在于这种非圆通、非定见、非同一性，永远向着可能性敞开。

伊格尔顿引用肯尼斯·柏克的批评理论强调：

看待文学作品——实际上也包括语言在内——应该从仪式、戏剧、修辞、表演以及象征行为的视角入手，把它们当作一种应对决定性状况的策略，他为这种批判哲学起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名字，“戏剧主义”(dramatism)。25

看待文学作品应该从仪式、戏剧、修辞、表演以及象征行为等入手，着重探讨这一系列行为呈现的过程以及产生的结果。因为，文学作品具有“奇妙的循环性或自我生成的特质”26。对照一下我们理论界如何讨论文学，这个观点的颠覆性意义就凸现出来了。从“新时期”至今，文学理论走过了40余年的路程，我们关于文学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我们依然习惯于在文学与生活的二元框架里讨论文学，生活与文学的关系几乎成了理论思考文学的无意识因素。在二元关系里讨论文学，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或能动的反映，文学是以语言为中介的反映或审美反映。这样一个本体论或认识论前提使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始终处在一种似是而非的假定之中。生活是文学的来源，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是生活的观念形态等等，这些观点似乎具有天然的合理性。问题在于，我们对这样的解释常常持一种一劳永逸、不加反思的态度，似乎这就是思考文学的逻辑起点，并且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正确与错误的区分上永远站在了唯物的即正确的一方。然而，这解释了文学吗?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生产的特殊性弄清楚了吗?我们习惯于直观地、经验地理解文学，而基于语言学的符号学视野并没有建立起来，至于从仪式、戏剧、修辞、表演、象征行为等对文学的分析则很陌生。

文学中的现实、历史、意识形态无疑是属于文学的、在文学之中的。但现实、历史与意识形态并不是机械地横向移植于文学，而是通过文学形式的整合并服从于文学自成一体的建构目标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现实、历史、意识形态不过是文学形式的指涉对象和构成要素。现实、历史和意识形态作为“潜文本”,从未脱离文本，因此不可能是某种“常识性的外部现实”。“潜文本”在文学文本里获得了现实的重建。伊格尔顿认为詹姆逊的潜文本概念是一个“适用性很强的模型”,“能以复杂的态度看待文本与意识形态，或者文本与历史的关系”27。这样，文学“不再被视为外部历史的反映，而是作为一种策略性的劳作——一种将作品置入现实的方式，为了接近现实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被现实所包摄。由此挫败了一切内-外二元论的僵化认知”28。伊格尔顿把文学唤起“上下文”或“潜文本”的行为以及“处理它的过程”,看作是劳心劳力的实践的不同侧面。写作不过是其他类型的实践的替代物，也是对这些实践的补偿。在这种意义上，伊格尔顿认为：“文学作品反映了词语(word)和现实(world)之间的乌托邦式的统一。”29文学对现实的忠实，不是对外在于文学的现实的忠实，而是对自己“编造物”的忠实。这样，伊格尔顿就从文学性的立场破除了多年来在文学与现实关系上的种种迷误。

伊格尔顿区分了两种符号学理论，一派以尤里·洛特曼、米歇尔·里法泰尔为代表的“把文本当成对象”的观点，另一派以翁伯托·艾柯为代表的把阐释符号视为一种“复杂的策略性实践”。伊格尔顿显然赞赏以翁伯托·艾柯为代表的符号学观点，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文本不再是一个固化的结构，而是一个‘巨大的迷宫花园’,充满解读的幽径和可能”30。解读文本就是在阅读中通过“编码”来“理解文本的意义建构模式”3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作品是结构但不止于结构，还是事件，是策略和行动。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文学文本的功能体现出来，功能隐含着目的等。

文本即策略，简单理解即形式对内容的安排。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不是二分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具有不可分解性。伊格尔顿结合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和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做分析。伊格尔顿认为《失乐园》探讨了清教革命的远大理想何以破灭等问题，涉及人性的缺陷、背信弃义、耶和华的智慧、伊甸园的堕落以及人性升华的代价等。但是，弥尔顿史诗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不是“政治小册子”,它直面上述问题的手段是一如“叙事、情节、戏剧、修辞、形象、性格、情绪姿态(emotional posture)以及诸如此类的术语，所有这些都不是抽象性质的外壳包装”32。《失乐园》成功将整个文本策略问题复杂化了。例如将神圣主题套入叙事结构，所谓“永恒的真理”被投射到“临时的形式”当中引发“道德和审美上的困境”。还有，史诗“描写和寓意之间的不一致”,表现出作者的人文主义立场的暧昧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得这部作品表现出某种“策略”的复杂性而绝不是现实的问题本身。伊格尔顿写道：

和许多文学文本一样，《失乐园》抛出它试图解决的种种问题，有时候在此过程当中还会创造出更多的问题。它涉及一系列策略性的和解与磋商，后者包含“审美之物”和“意识形态之物”之间持续不断的互动。将两者对立起来事实上是一种误导，因为艺术作品的形式特征和它的内容一样，都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说服力。33

关于《简·爱》,伊格尔顿认为简·爱和罗切斯特终成眷属也不过是小说“策略性计划的一部分”,是叙事上的转合成全了他们，并满足了多个意识形态目的。对放荡不羁的贵族的抛弃，也是小说的一种惩罚形式。但是，罗切斯特又不能遭放逐，否则他就不能履行作为简·爱崇高欲望对象的功能。所以，叙事必须再次使两人结合在一起。但由于缺少称手的现实主义技巧，小说只好被迫求助于某种寓言式工具，让简·爱远隔万水千山听见她主人的呼号。在形式上，伊格尔顿认为：“《简·爱》不成比例地混合了现实主义、传记、哥特小说、浪漫传奇、童话、道德寓言，其效果之一是表明在日常生活脆弱的表层之下隐藏着多少秘密的苟合和悖德不伦的激情。”34男主角的受虐以及最后变得又瞎又瘸，是小说“让简·爱心想事成的一种叙事机制”,也“完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功能”。35因为受虐，才能逐步挫伤男主人公骄横贵族的气焰，身份卑微的家庭女教师简·爱才能把她的主人当成精神上平等的对象并与之结合。“当她牵着这副残破的男性躯壳东奔西走时，又瞎又瘸的罗切斯特第一次允许她对主人行使控制权。”36于是，在二人的最后关系里，就包含了服从、控制和平等等。同许多现实主义小说一样，“《简·爱》在面对历史语境设置的某些迫切问题时，提出了一个想象性的解决方案”37。通过这样的分析，伊格尔顿得出结论：

文本策略所要处理的正是“形式”和“内容”边界之间连续不断的运动，它向我们显示出任何区分最终都是人为的。正如白天的星辰和夜晚的星辰，形式和内容在分析层面上有所区分，但在存在层面却是等价的。38

由此不难理解，所谓策略，强调的正是文本的“形式”在处理特定历史语境下的“问题”时的一系列安排。这一系列安排既成全了小说文本的“自我维系的结构”,又指向“问题”的想象性解决。在文学的文本结构里，形式与内容之间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运动，而这些正是策略所要处理的问题。

结构化的过程是事件性的。事件性即在于突出新异性、行动性、敞开性。伊格尔顿否定了那种基于索绪尔语言学基础上的固化的“绝对形式主义”结构观，因为这种结构观“把一切都简化为一个不可动摇的逻辑”,把“所有一切都变成随机的、可替换的事件”,这样，如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所说，结构只能成为一具空壳。“结构化”意味着结构的不断运动，结构/解构的此消彼长，还意味着结构向读者的敞开。伊格尔顿并不接受所谓“纯粹的事件是盲目的”39之类的观点，他显然丢弃了巴迪欧的事件观。伊格尔顿强调策略“就是一种特殊结构，它的形成是基于依据目标功能实时进行自我统合”,它的动力来自于“一个或一组内置于其中的特定设计”。词语作为“言说行为上的现实”正是一种稍纵即逝的事件。文学作品的悖论正在于：“在不可改变性与自我完成方面，它是‘结构’,然而它必须在永恒运动中进行自我完成，并且只能在阅读行动中实现自己，就此而言它又是‘事件’。”40如前所述，伊格尔顿是在结构、结构化、策略、安排等概念的关联中谈论“事件”的。如果说，结构与结构化旨在强调文本形式对内容的不断征服、超越和使“内容化为自身”,那么，“事件”就体现形式之转化为内容(或内容之转化为形式)的特定阶段。因此，“事件”是生成的，但又不是孤立、偶然的发生，而是文学作品文本实践的阶段、存在和表征。

然而，无论是文本的“自我维系的结构”,还是“问题”的想象性解决，没有读者的参与都是不可能发生的。阅读和作品一样也是一项战略性的事业。所以，伊格尔顿又从阅读即读者的角度进一步分析“文本即策略”。他写道：

所谓阅读就是积极介入一组策略以便解读另一组策略。接受理论的成就在于使长久以来像睡觉、呼吸一样自然的阅读成为一个理论问题，这几乎是伴随着文学现代主义而来的必然结果，对后者来说，文本的模糊晦涩——需要呕心沥血的阅读——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作品意义的核心所在。41

现代主义文本抵制简单化的阅读，而接受理论发生的原点，正是建立在对现代主义文本——“密码一般的符号，以及要么匮乏要么过剩的信息”回应的基础之上。策略既包含文本的内在结构，也包含由此触发的读者理解行为。伊格尔顿进一步指出：

策略在作品和读者之间架设了至关重要的桥梁，作为中介协调者，它是作品诞生的原动力。他们引发了“一系列不同的行为和互动”,以此构成一个进行中的工程，也就是我们所知的文学作品。42

读者策略引发新的“阅读可能性”,既挑战了原先围绕文本的“解释性假设”,又把那些固化的先入之见“清零或重设”。由此看来，文本不是用来研究的孤立的对象客体，而是读者和作品之间的沟通往复的过程，是一种相互转化的实践活动，意义就产生于“作品和读者之间持续不断的交通(traffic)”43。

伊格尔顿关于文学的社会功能的见解也是立足于文学性的。从文学的自我指涉必然引发文学功能的追问，文学的目的是什么?文学的功能何在?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在于给出文学目的、文学功能的答案，而在于启示一种思维方式：所有围绕文学的提问，都应该秉持对文学的最大善意，也就是把文学视为文学。正因为这样，伊格尔顿关于文学功能问题的讨论就有了别出心裁的价值。伊格尔顿认为，文学外部功能的实现是文学内部作业的结果而并非文学的目标。因此，文学并不以某种明确的外在目标为导引而实现自身。文学外在目标的实现类似于康德“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伊格尔顿强调，我们无须像在梵蒂冈或微软公司的会议室那样，过度强调目标导向。文学作品并不是为了“自身之外的目的”而存在，自身之外功能、价值的实现，完全是“本身就是目的”活动的结果。那种在“事物的功能”和“它的存在本身”之间制造对立的人，实际是在“死守形式主义的立场”44。强调文学的“物质存在”不必非得把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悬置起来，依靠抽象的“去实用化”来实现。事实上，文学外部功能的实现，正是文学的“内部作业”的结果。“诗意”的核心观念之一正是意义与物质性的共生。就此而言，诗的物性(material body)得以向自身以外的世界敞开恰恰归功于它的内部作业。例如诗的质地越细密就越自为地存在，同时越能够指向它之外的事物。由此，伊格尔顿得出结论：艺术的功能“并不外在于自身，而是内在于它们自我实现的活动之中”45,艺术“自我实现的实践中包含了感官愉悦”,这种感官愉悦不是“可以接受的附带效果”,而是“内含于这种特殊的自我实现的行为里”的。就此而言，对愉悦的品鉴和策略是互为一体的。46所谓文学的内部作业，强调的就是文学的自我指涉性，它不依赖于外在的律令而说明自身，文学的目的就是文学自身。这不是文学的形式主义，而是回到文学。事实上，文学的形式功能越强大，它所承载的现实、历史、意识形态的蕴含也就越丰富。这就是文学之为文学而不是其他意识形态形式的奥妙所在。

三、身体的政治与政治批评

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理论与伊格尔顿的文本观不谋而合。按照伊格尔顿的理解，神话就是“有助于思考”的策略，作为一种“前现代思维机制”尤其擅长处理各种悖论和矛盾。神话是一种思考工具，更是一种象征行为。神话通过一系列象征行为解释了我们遭遇的问题和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讲，神话是以平行、对立、倒置、同源之类的逻辑重组世界。神话也可以视为对自然与社会施加的策略性操作，是阐释性的虚构，具有建构、调停、转化冲突的功用。47

神话机制体现出来的象征思维方式，包含着一种力图把被自然和文化撕裂的世界重新缝合起来的愿望。伊格尔顿写道：“人类文化的强势崛起对世界的完整性造成了威胁，但是在神话的调解下，通过披上一件象征的外衣得以化解。不仅仅通过内容，甚至通过形式本身，将事物和思维、具体现象和普遍概念结合起来，在此意义上，神话和文学一样具有一种隐秘的乌托邦面向。”48文学乌托邦起到了调和语言和现实的作用：“文学作品就在其形式中实现了它们在内容中常常无法实现的愿望，沉湎于思索欲望与现实之间的罅隙，以及人类自我意识与其境遇之间可笑又悲怆的背离。而文学艺术的最大的心愿就是以形式的乌托邦来补偿其注定悲情的内容。”49

伊格尔顿对身体的论述显然是受了梅洛·庞蒂的影响。梅洛·庞蒂身体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解构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神话。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家把身体视为压抑、怀疑、不可信的对象，唯有“思”才是真实的主体。而梅洛·庞蒂则将“身体”置于认知的起点。伊格尔顿认为，讨论文学作为策略不关涉身体是不可思议的。身体并不在自身之外，身体的指涉对象就是自身，这使身体具有和艺术相似的性质。“人类的意义总是肉身化的。我们拥有怎样的身体决定了我们怎样思考。”50是身体而不是身体之外“充满了意义(sense)”。如果承认身体在本质上具有表达性，那么，身体不仅仅是对象，而且是一种有目的的实践形式。伊格尔顿写道：“身体可以创造出范围广泛的默认假设和言外之意，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尽管说着彼此不同的语言，却仍然能够轻松地合作完成一项实践任务。人的身体本身具有可理解性。”51和身体一样，文学作品悬置在事实和行动、结构与实践、材料和语义之间。身体并非客观世界当中的一个对象，而是作为组织外部世界的出发点，同样，文学文本也是如此。身体既是我们遭际世界的在场，又是理解世界的起点，身体与世界不是二元论的。伊格尔顿写道：“无论如何，我们身边的世界绝大部分是我们身体的延伸。城堡、银行、电视台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人类身体超越自身限制、建构文明的方式。”52

精神分析与文本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精神分析旨在询问被分析者在“说了什么”之外的“没说什么”的部分，也就是要发现显性话语行为背后的隐秘的讯息，如果把被分析者的话语视为一种表演行为，而不是一组命题判断，那么，“病人在表述时的实际行为——压抑、抗拒、置换、合理化、否认、拒绝、投射、转移、升华、理想化、挑衅、退行、抚慰、诱惑等等——才是理解双方互动交通的关键”53。文本分析不只是分析凝聚在纸页上的文字，更要分析文字间的空白和未说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命题判断对于文本意义的解读就不起作用了。因为，命题判断简化了文学处理现实问题的方式。文学有揭示现实之外的“真实”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正是文学与现实的距离造成的，距离使文学获得了可贵的“目无法纪的自由”54。

精神分析、神经官能症和文学作品，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愿望基础上：以某种非现实的方式对某种现实问题加以想象性的解决。如果说，精神分析的情景重新构建了它所要回应的问题，那么，神经官能症就既是标志出一个问题，也代表对这个问题“策略性的解决尝试”55。文学作为策略，也是通过形式的自足运动而对内容加以安排，从而达到一种现实问题的想象性解决。而一旦问题在真实的生活中解决了，神经官能症就会消失。文学也一样，一旦所有人类矛盾消失了，文学就会枯萎凋零。这是文学和精神分析、神经官能症之相似之处。问题的尝试性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断产生的新的问题，正是文学始终不竭的动力源泉。所以，文学回应现实的解决方案与其说是“问题-解决”式的，不如说是“问题-问题”式的。文学对现实的想象性解决，这个过程充满了心理疗慰的体验。艺术允许我们沉浸在幻想之中，而无须自我谴责或者感到羞耻，不必承担超我虐待狂式的暴怒，艺术也修正了某些病态的幻想，自我在文学形式的伪装下，得以干预本来完全不受掌控的欲望，把某种无形的、庄严可怖的东西变成了可感的有形形象：“文学形式因而不仅充当了精神防御机制，同时也充当了一种制衡机制。它平复了因耽溺于幻想所带来的愧疚感，也满足了某种婴儿期对事物统合性的心理需求。”56

政治批评不可笼统地理解为政治的批评或意识形态的批评。政治批评或意识形态批评的运思路径是文学性的。不存在一个笼罩在文学文本之上的政治或意识形态，政治或意识形态，正是文学文本的承载，是与文学文本构成互文关系的潜文本。伊格尔顿引用艾蒂安·巴里巴尔和皮埃尔·马舍雷的观点：“那种在文本中寻找意识形态先于其‘文学’实现的‘全裸’版本是徒劳无益的，因为这些意识形态立场只有在文学文本的物质形态当中方能成形。也就是说，只有当特定形式为它们提供了想象式解决，或者代之以想象的矛盾，在宗教、政治、道德、审美和心理学的意识形态实践中得到化解时。”57据此，伊格尔顿再次强调，文学文本着手处理的矛盾并不是“先在”地存在于文本之上或之内的，而是在“文学文本的物质形式”的运动中生成的“潜文本”。政治批评不是别的，正是把作品视为一种策略而回到问题本身的努力。政治批评“不单着眼于解决冲突，也关心作品如何留下富有生产性的不可解，或者以什么方式将它们纳入整体”58。文本作为策略，并不以“反映”或者“顺应”现实为旨归，而是强调采用特定的统治技术，“将现实组合成有意义的样式”59。这，正是伊格尔顿文学批评/政治批评所关心的问题。

伊格尔顿的文学观是充满文学性的。然而，要清晰地呈现伊格尔顿的文学观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伊格尔顿在“文学是什么”的讨论中终结了那种定义式的文学本质观。他展示的是理论反思、怀疑和批判的功能，以及勇于接受文学现实挑战的心态。他努力在守护一个流动的、敞开的、多维的、悬而未决的、不可被规约的文学世界，对于文学的自我指涉、符号特性、形式策略、乌托邦功能等情有独钟。事实上，伊格尔顿在指出了虚构性、道德性、语言性、非实用性等这些文学属性之后又立即解构了它们，因为，文学属性一旦固化也就走向了反面。伊格尔顿根本不相信文学机制或者文学惯例能够提供什么文学的典范或标准，他反问说：

文学作为一种不可化约的具体，又怎么能够成为抽象研究的对象呢?难道艺术不就是特殊机遇、奇技淫巧、即兴冲动、个人风格化的姿态，或者说打破束身衣式教条和单一视角的一切事物的最终避难所吗?艺术的根本目的不就是为了甩掉教条主义的暴政、对现实的模式化看法、政治行动纲领、正统主义的酸腐气，以及官僚主义和社会工作者泯灭灵魂的议事日程吗?60

由此看来，“文学是什么”这一古老而又现代的问题，依然需要结合时代的“急难”做出文学性的回答。伊格尔顿的意义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