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文学化：后理论的一种可能路径

日期：2023-07-13 09:38

引 言

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一书对文化理论的批评所激起的讨论是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事件。尽管在此之前已有学者使用了后理论的概念1,但真正作为理论发展的转折点的还是伊格尔顿提出“理论之后”的论述。不过无论是伊格尔顿还是其他理论家都没有因为对文化理论的失望而抛弃理论，不少理论家都致力于在理论之后发展作为新的理论形态的后理论。这种后理论是向不同方向多元发展的。那么这些多元发展的路径中是否有一种理论的文学化路径?要讨论这种路径是否可能，应该先分析从理论到后理论的转变过程中后理论从理论继承了什么，理论的文学化是否为解决理论的困境提供了可能，然后还要看这种理论的文学化路径是否有具体可行的方案及发展空间。只有当理论的文学化既能为解决现有的理论所面临的困境提供具有启发的新思路，又能成为新的理论生长点，它才可能在后理论的众多发展路径中占有一席之地。

一、后理论也是一种理论

理论之后的后理论是否还是理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考察伊格尔顿提出的“理论之后”到底是何意?理论是否已经无法再继续发展下去了?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进行了回答。他说：“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雅克·拉康、列维-施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福柯的开创性著作远离我们有了几十年。R.威廉斯、L.依利格瑞、皮埃尔·布迪厄、朱丽娅·克莉斯蒂娃、雅克·德里达、H.西克苏、F.杰姆逊、E.赛义德早期的开创性著作也成明日黄花。从那时起可与那些开山鼻祖的雄心大志和新颖独创相颉颃的著作寥寥无几。”2这段开场白是对“理论之后”这个术语的明确解释。其中至少包含着两个含义。其一，“理论之后”特指的是“文化理论”之后，进而言之，他所说的已经成为过去式的理论是特指的“文化理论”而不是所有的理论。从他所列举的这些理论家无论是拉康，还是威廉斯或西克苏(一译西苏)实际上都是属于广义的文化批评阵营中带有左翼色彩的理论家。其二，伊格尔顿所说的“早已消失”“明日黄花”实际上是一种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因为这些理论家的重要著作在伊格尔顿写作《理论之后》时都已出版了几十年时间，同时，这些理论家当中已有多位去世。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之后”的含义应该是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而不是说“理论”作为一种思考方式已结束。这一点也可以被他对当代理论界没有可以与这些理论大家相提并论的新理论家的惋惜所证实。可见，伊格尔顿提出“理论之后”这个问题，更多的是一种事实的描述，而不是他主张要抛弃理论，甚至也不是要反对被他特别关注的文化理论。

那么，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为什么成了过去式?这也不能仅仅归因于罗兰·巴特、福柯、拉康和威廉斯等人的离世。这种文化理论之所以衰微应是有其学理上的原因的。伊格尔顿从文化理论的衰落中看出了文化理论中存在的困境。一是研究对象的泛化。如果说兴盛时期的文化理论突破人文学科传统的研究边界，将那些在传统的学术体制中被排斥的对象纳入学术研究领域还是有进步意义的话，那么在文化理论的高峰过去之后，沿着这种扩大研究对象边界的势头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对象的泛化就导致了某些不良影响。伊格尔顿说：“在一批略显狂野的学者身上，对法国哲学的兴趣已经让位于对法式接吻的迷恋。在某些文化圈里手淫的政治远远要比中东政治来得更令人着迷。社会主义已彻底输给了施虐受虐狂。在研读文化的学生中，人体是非常时髦的话题，不过通常是色情肉体，而不是饥饿的身体。对交欢的人体兴趣盎然，对劳作的身体兴趣索然。讲话轻声细语的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们在图书馆里扎成一堆，勤奋地研究着像吸血鬼迷信、挖眼睛、电子人，淫秽电影这样耸人听闻的题目。”3这些研究对象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它们的源头当然可以追溯到拉康、福柯以及威廉斯等人的理论中，但是在这些文化理论的开创者那里，这些理论对象具有巨大的冲击力，而且具有深刻性，可是在后继者这里，这些泛化的对象变得琐屑而浅薄。其实，伊格尔顿在此所揭露的文化理论研究对象的泛化，核心问题在于这些研究对象的人文性在降低，而世俗性在增加；社会性在减少，个人性在增加；历史的厚重感在减少，当下的浮泛性在增加。这样的对象泛化实际上已经偏离了文化理论的初衷。二是文化理论的泡沫化。这是指在文化研究领域中研究方式已经娱乐化，失去了早期的文化理论那种为建构理论而艰苦努力的研究精神，反而把文化研究变成了一种愉快的日常活动。“学问不再是象牙塔之事，却属于传媒世界、购物中心、香闺密室和秦楼楚馆。”4伊格尔顿也不否认对于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快乐是可以进行学术研究的，但是如果把这些日常生活的快乐本身就当成了学术研究，包装成了文化研究的理论，那就是文化理论的危机了。他诙谐地写道：“我们终于承认人类的生存与真理、理性有关，但至少也与幻想、欲望有涉。只不过，文化理论现今的表现就像一位独身的中年教授，不经意之间与性邂逅，正在狂热地弥补已逝的青春韶华。”5这种弥补在文化理论中就变成了一种过度放纵了。三是文化理论也失去了批判现实的能力，出现了价值立场上的偏差。伊格尔顿通过对大众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揭示了文化理论存在的困境。比如，在大众文化研究中，探究大众文化所带来的乐趣本来对于清教徒的资本主义是具有批判意义的，“然而，更狡诈的、消费型的资本主义，说服我们沉湎声色、寡廉鲜耻，那样我们将不仅消费更多的商品，也将把我们的自我实现等同于这种制度的生存”6。因此，当大众文化研究对消费社会中的这种新的意识形态视而不见，仍然延续着前辈的理论追求倡导大众文化所带来的乐趣、认定其具有革命意义的时候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总之，伊格尔顿对于他所唱衰的文化理论是带着复杂的心态的。一方面，他对文化理论的泡沫化持批评态度，甚至对其讥讽嘲弄，另一个方面，对于这些不肖的后辈未能继承先辈的批判精神和辉煌业绩感到惋惜。可见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说法包含着复杂内涵：他并不否定理论本身，他所批判和否定的是这种泡沫化的文化理论。“理论之后”不是宣告理论的死亡、结束或被抛弃，它的准确含义应该是呼吁人们“追随理论”(after theory)。因为找回文化理论兴盛时期的理论的精髓，才是后理论所应该遵守的基本准则。

其次，从理论的核心内涵看，后理论也是对理论的延续。伊格尔顿对理论的看法集中体现在这样的表述中：“人文科学已经丧失了清白之身：它不再自诩不受权势的玷污。它如还想继续生存，停下脚步反省自己的目的和担当的责任(assumption)就至关重要。正是这种批评性的自我反省，我们称它为理论。这种理论诞生于我们被迫对我们正在从事的活动有了新的自我意识之时。它是我们不能再将那些做法视为天经地义这一事实的征兆。相反，那些做法必须从现在起就认为自己是新探索的目标。因此，理论总有些遁世隐居、顾影自怜的味道。任何邂逅接触过文化理论大师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一点。”7从这段对理论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几个方面的内涵。其一，理论是由人文科学演变而来的，是人文科学参与政治性议题的讨论或与权势产生关联之后而形成的。从广义上说，理论是属于人文科学传统的。其二，理论是一种批判性的自我反省，它不是把自己当成永远正确的真理、天经地义的权威来看待的。相反，理论产生于对自己的思想产生自我怀疑、自我反省之时，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正是理论自身产生问题或处于转折点时进行的自我检视。其三，理论总是处在重新思考、重新检讨的自我革新状态，所以理论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的过程中。伊格尔顿所说的理论的遁世隐居、顾影自怜的特性就是这种对自己的观点和行动进行自我剖析时的冷酷状态。恰恰是这种自我革新的状态使理论获得了持续的生命力。某个特定时空中形成的具体观点也许会因时过境迁而不再有效，但是理论的自我革新能力却使得理论活动不断找到新的调整方式，从而可以延续理论的生命力。

伊格尔顿对于理论的看法与乔纳森·卡勒以及安托万·孔帕尼翁的看法如出一辙，他们都认为理论的基本精神就是批判与反思。8这种质疑、反思、批判的精神内核能够被后理论继承下来吗?答案是肯定的。其一，这种理论中所蕴含的质疑、反思与批判精神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做理论研究就是进入这个不断延续的过程。“理论之后”的含义并不是要终止这个过程、抛弃这个思考方法，而是通过质疑、批判与反思对理论中产生的弊端进行及时的调整，后理论就是这种调整与纠偏的活动。所以后理论是这种理论的自我反思，它不仅没有终止理论，而且延续了理论反思活动。其二，后理论对于理论的延续之所以是合理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这种以质疑、批判与反思为核心内涵的理论思考方法本身是有合理性的。这种理论思考方法的基础就是辩证法。马克思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9可见，辩证法是一种动态的具有生命力的思考方法。理论的质疑、批判和反思精神实际上正是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在人文思想领域的表现。后理论作为理论的自我更新形态就是理论自身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再次，从理论发展的脉络看，理论之后的理论发展不会再回到索绪尔之前的状态，而是会延续理论的批判精神向前发展。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明确说：“如果这本书的书名表明‘理论’已经终结，我们可以坦然回到前理论的天真时代，本书的读者将感到失望。曾几何时宣布济慈使人愉快或密尔顿精神勇猛就已足够了，但这样的年代已一去不返。这并不是说整个研究计划是个可怕的错误，某个慈悲的灵魂已经吹响警哨，以便我们全部回到费迪南德·索绪尔出世以前我们所处的局面。如果理论意味着对我们指导性假设进行一番顺理成章的思索，那么它还是一如既往地不可或缺。”10伊格尔顿的意思很清楚，理论不会回到索绪尔之前的前理论状态，而只会沿着反思的路径继续向前发展。事实上，西方的文学理论发展历程也正是如此。索绪尔所推动的语言学转向带来了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与传统的传记研究、美学研究不同的文学理论的革命，与此同时现象学、阐释学、读者理论以及精神分析学等也对理论的变革推波助澜。20世纪60年代文学理论又形成了一场变革，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等文化政治批判理论对形式主义产生了冲击。但是这些文化理论并没有回到索绪尔之前，而是延续了语言学转向以来的新传统，保留了某些基本的前提假设再向前推进。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理论是对于形式主义的继承与拓展，文学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了积累的形态而不是倒退的形态。

不仅如此，文化理论从形式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不只是一些基本的前提假设，而且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批判精神。就像形式主义断然切断文学与作者、读者、社会的联系时的批判态度一样，文化理论在推动理论研究介入现实生活的议题时也秉持这种批判精神。正因为有了这种自觉，他们的批判才会顺理成章地过渡到后理论的研究中，在后理论研究中成为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或精神内核。伊瑟尔对理论的这种发展脉络进行的描述印证了这种批判精神的传承。他说：“有时人们‘抽象地’学习理论，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那时人们对理论的兴趣迅速升温……我们目前谈论的理论的衰落指的是我们对理论的误读，而不是理论本身过时，因为即使是对现在正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而言，如果它想要传递一开始就被概念化了的文化现象，就无法离开理论，这一点毋庸置疑。”11不管理论的衰落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误读而形成的假象，理论的批判精神仍然在理论之后被延续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后理论也许对宏大的理论主题不感兴趣，但是它们却无法摆脱理论的批判质疑精神。因此，后理论不是要终止理论，而是在追随理论。这是理论的生命力之所在。

二、后理论中的文学

如果后理论是对理论的追随，那么在后理论中文学处于怎样的地位?为什么后理论中可能有文学的一席之地?

这与文学的两个特性密切相关，也是后理论走向文学化的原因。其一，文学是一种具有现实关怀的人文活动。文学的这种人文属性不仅仅表现在文学作品以“人”作为表现的主题，更重要的是文学通过词语的特殊使用创造出一个文学的世界，以此来探索世界的意义与人生的价值。这个文学的世界也像真实的现实世界一样无所不包，并且充满意义。希利斯·米勒在解释文学的特性时说：“每部文学作品都告知我们不同的、独特的另一现实，一个超现实。这一现实似乎并不依赖于该作品的词语而存在。它似乎是被发现的，而非编造出来的。无法知道实情是否如此。我已强调过，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作品与现实世界无关。它们以替代的形式，使用那些指称社会、心理、历史、物理现实的词语，来称呼它们发明或发现的超现实。然后文学作品通过影响读者的信念、行为(常常是决定性影响),重新进入‘现实世界’。”12这个虚拟的文学世界有何人文性可言?米勒用自己幼年时阅读的《瑞士人罗宾逊一家》这部小说作为例子说明了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这部小说讲述的是罗宾逊一家所乘的船只在海上失事，一家人流落荒岛，在岛上创造新家园，最后放弃回到文明世界，选择留在世外桃源的故事。米勒说这个故事与他自己幼年时与家人一起在山上露营的经历很相似。“对我来说，露营就跟阅读《瑞士人罗宾逊一家》一样，你只有背上背的东西。可以‘扎营’,砍一些芳香的冷杉铺床，生一堆篝火来做饭、取暖。简言之，就是在荒野中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家的世界……故事中，这家人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一个新国度。读者会在自己的想象中也创造一个新国度。这是一个虚拟现实，此时它比‘真实世界’显得更真实，当然更值得居住。”13米勒的论述看似简单，其实有着丰富的内涵。一是回应了形式主义理论对文学的语言形式本体论的观点，说明文学虽然是对语言的特殊使用，但不仅仅是语言形式，这些特殊的语言所创造的虚幻世界才是文学的核心。当然这也同时回应了现实主义理论把文学作为现实世界的反映的观点，米勒所说的这个文学的隐秘世界虽然与现实世界相似，却不是对现实的模仿，它是虚拟的。二是揭示了文学中的人文情怀，它给人带来温暖的感动，与人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而不是与人无关的冷漠抽象的逻辑演绎。三是把探究意义作为文学的主题，那个比现实更真实更值得居住的世界正是“意义”之所在。它是现实中的人们所苦苦追寻的意义乌托邦。从米勒关于文学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文学的这种人文属性与理论的人文属性是相似的。后理论从理论中所继承下来的批判性也是一种人文属性，这种人文属性体现在它对现实世界中的人的关怀，体现在它对现实世界意义的探寻。

其二，文学也是具有批判性的，是不断引起质疑和动荡的不稳定的因素。文学是感性的，表达人的情绪、欲望甚至疯狂，给人带来情感的感染，甚至带有明显的煽动性。这些特点早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就已被揭示出来，这也正是柏拉图要把诗人赶出理想国的原因。在善与恶、理性与情感、秩序与混乱、真实与虚幻的对立中，文学(诗)总是代表着挑战理性与破坏秩序的一方。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对诗人进行攻击：“因为像画家一样，诗人的创作是真实性很低的；因为像画家一样，他的创作是和心灵的低贱部分打交道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因为他的作用在于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毁坏理性部分，就像在一个城邦里把政治权力交给坏人，让他们去危害好人一样。我们同样要说，模仿的诗人还在每个人的心灵里建立起一个恶的政治制度，通过制造一个远离真实的影像，通过讨好那个不能辨别大和小，把同一事物一会儿说大一会又说小的无理性部分。”14可见，柏拉图对诗的仇恨和恐惧来自于他认定诗会破坏理性和秩序。这种指控虽然代表了一种理性主义的立场，但从反面说明了文学(诗)是不安分的，是理性与秩序的挑战者与破坏者。后世的文学理论中也普遍承认文学是不断追求创新，突破已有规范的创造活动。文学的这种难以驯服的特点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学中时常出现煽动性的情感渲染，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从柏拉图指责荷马开始，到审判王尔德和劳伦斯，这样的指责都把文学视为有害于社会的活动了。二是文学中所表达的意义难以用明确的语言进行分析概括，文学中的言外之意使其成为理性范畴之外的神秘领域。三是文学创作一直处在追求创新与突破成规的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作品使文学也一直在挑战已有的理性与规范。这种特性正好与后理论从理论那里继承下来的不稳定品质是一致的。因此，在挑战已有的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与秩序这个方面，理论、后理论与文学是一致的。

文学的这两个特性虽然与后理论相似，但这也仅仅说明后理论与文学的融合具有了可能性。那么，后理论是否真的可以文学化?这还要进一步考察后理论的实际状况。首先，就现有的被称为后理论的具体理论看，可以确定已经出现了文学回归的现象。彼得·巴里在对后理论的新特点进行概括时说：“近年来，理论变得更重经验，更重精神，更多背离‘语言至高无上论’,也带有更为浓厚的危机意识，仿佛全球危机不日就要到来。”15他所说的理论之后的理论，包括当下论(或称批判性当下论)、跨界诗学、新唯美主义、历史形式论和认知诗学。这些后理论的具体分支无一例外地都是关于文学的研究，它们都从理论的膨胀状态收缩到文学的领域之中。当然，这种后理论中文学的回归并不是回到前理论时期以鉴赏为基础的印象批评或研究文学的审美特性的美学理论中，而是以文学文本为基础展开与社会文化相关的讨论。比如当下论就是一种以文学为具体对象的解读策略。当下论的代表人物特伦斯·霍克斯说：“当下论扎根于此时此地，同此时此地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主动寻找，刻意突出和利用这种联系，以之为第一原则……当下论式的批评在现代世界的维度中同文本相遇，当下与历史交相和应，或许正如一部戏剧的结局与开场。”16在当下的语境中解读文学文本的当下论是针对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中对于还原历史语境的执着进行批判性反思，它认为文学文本的意义在于其对于当代社会文化的作用，只有当代人从当下的现实出发对于文学文本的解读才是可靠的、有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理论中文学的回归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看似与前理论时期对待文学的态度相似，实际上经过了理论的洗礼之后，后理论是在理论的基础之上再向前迈进了一步，而不是向后倒退了一步。

其次，后理论中文学回归当然与后理论对理论的批判性反思直接相关。后理论对理论有各种不同的批评，其中最集中的就是批评理论对文学的忽视。拉曼·塞尔登说：“我们这样想也许可以得到大家的理解，在一些作者看来，‘后理论’其实意味着回归对文学文本形式主义或传统的读解，或者回归到那些实质上对理论厌烦或淡漠的文学研究中去。”17这种对理论的厌烦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理论远离了文学。所以回到文学才是理论的正途，理论不讨论文学而大谈政治、阶级、性别、种族等问题，在一些人看来是“对文学研究正业的一种偏离，一种令人畏惧的、受到挫折的偏离，或者是一种时髦的偏离”18,总之，这种不讨论文学的偏差在理论之后应该得到纠正。当然对于如何把文学带回到理论研究，后理论也有不同的探索。比如，与卡宁汉退回到新批评传统不同，勃伦克曼提倡一种“非形式主义的形式研究”,他一方面批评文化研究无视形式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号召关注内在形式和世界性(包含了艺术作品内涵的‘历史的生命世界’)”19之间的关联，“这种对形式的新的强调产生了广泛的后果：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恢复了生机、公众领域重新得到了肯定、作为其支撑的西方启蒙主义传统受到了重视”20。勃伦克曼所说的这种文学的回归是在文化理论基础上的反思性回归，是后理论向前发展的探索，而不是后退的回归。但无论如何，这些把文学重新带回到理论研究的探索都证明了后理论中文学回归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真实存在的。

再次，除了通过批评理论对文学的漠视而提倡文学回归之外，后理论对理论的批评还有一个方面值得关注，那就是让-米歇尔·拉巴尔特提出的理论缺失的问题。他认为理论给人的印象是：“太偏于一端，只是……整体的一半，而遗漏的那一半从定义上讲更真实、更富活力、更有本质意义……理论遭到的谴责是，它好像总是缺失了一些某种东西。”21理论所缺失的另一半在后理论中被找回来了，那就是文学。从拉巴尔特的这种分析角度看，理论只是用自己的理性的方式，用自己的话语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看法，这样的理论话语只是揭示了世界的一个侧面，世界还有另一面需要用文学话语来表达，用文学的方式来揭示。如果说理论话语所表述的是世界的理性的、清晰的、可以言说的一面，那么文学所表达的则是世界的感性的、模糊的、不可言说的一面。后理论所呼吁的文学的回归就是为了揭示世界的这个不可言说的一面。关于这一点，安德鲁·本尼特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认为文学是探索未知的一种方式，他说：“诗歌由于受到某种不可知的限制，并由语言，特别是奇妙的语言构成，因此必然存在无知，也即我们根本不知道一个人到底读到了什么。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肯定知道诗人也是一些像我们一样的人，并且他们也像我们一样，被这种充满陌生化的诗意语言(也就是语言的陌生化)所陶醉，因此，诗人——在某种程度上——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做些什么。”22诗人所探索的这个未知的世界是一个只有用诗的语言才能表达的世界，是一个只可意会不会言传的世界。理论要想对这个世界进行探索只能通过与文学(诗)合作，把文学融入理论的世界。对于理论来说这是一个挑战，理论偏离了文学，在探索这个未知世界的道路上停下了脚步，后理论则有义务与文学携手把诗人无法说清楚的世界用理论话语表达出来。

此外，后理论中的“新审美主义”也通过对理论抛弃审美经验的批评而呼吁把文学艺术带回后理论之中。朱夫林和马尔帕斯在他们选编的《新审美主义》文集中抱怨“批评理论的兴起将美学扫地出门”,因而理论忽视“艺术作为分析对象的独特感……作为审美现象的独特感”。23他们对“独特感”的强调并不是要回到古典美学的传统，相反，通过对独特感的重新发现则是要使文学艺术在社会文化的固化系统中开辟出一个抵抗的间隙。这与阿多诺和本雅明对于艺术的自主性本身就具有批判性的观念相呼应。当然，新审美主义也不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简单重复，而是将当代的审美生活中出现的新的体验作为一种审美的民主化活动而进行探究。比如倪迢雁在《诸丑感》(Ugly Feelings)、《我们的美学范畴：搞笑，可爱，好玩》(Our Aesthetic Categories:Zany,Cute,Interesting)以及《花哨理论》(Theory of the Gimmick)都有对当今社会中普通人的审美经验的探讨。一方面延续了大众文化研究的文化民主化立场，另一方面，又把被文化研究排除在外的审美经验问题带入后理论中，以与崇高、优美、悲剧、喜剧这些经典的审美范畴研究形成强烈对比。正如徐亮所说：“倪迢雁所关心的涉及普通的甚至负面的情感，是平民化的或通俗的(这也许是受到朗西埃的影响),与消费社会密切相关的；她的讨论所使用的方法是话语的修辞阅读，致力于揭示这些范畴产生特定意义的方法。她特别关注这些范畴的社会政治含义。”24在伊格尔顿批评了文化研究的泛化与泡沫化之后，新审美主义这种向审美回归又不忘文化研究的初衷的探索或许正好代表了后理论既继承了理论的传统又开拓新路径的“返本开新”的特征。

我们所列举的这些把文学带回理论研究的不同的路径远远不是后理论的全部，但从这有限的几种路径已经可以看出回归文学在后理论中是一个有着发展空间的选项。它说明后理论从理论的扩张状态后退到文学领域内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但与此同时，这种向文学的后退并没有阻止理论继续对现实中的社会文化问题进行探索，只不过这种探索的出发点回到了文学。后理论是与文学一起探讨社会文化问题的。

三、理论如何文学化?

当后理论把文学的回归作为理论发展的路径之一，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文学在后理论中到底会产生哪些作用?文学如何推动理论的文学化?

我们所说的理论的文学化是指理论在经过远离文学而跨入社会文化领域进行批判性探索之后向文学回归，立足于文学展开对社会文化问题的批判性探讨。一方面是从文学中发现对社会文化的新表述，另一方面运用文学方式看待世界，形成对世界更敏锐的探索。从这样的角度看，仅仅说明现有的后理论已将文学重新带回理论还不够，还必须考察理论的文学化的具体方式。

后理论中文学的回归有不同的方式，其中有两种方式是存在风险的，需要警惕。其一，文学被当成了审美经验的来源，被置于审美关系的框架中分析，限制了文学产生更丰富复杂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可能性。这样的回归是对前理论时期文学存在状态的回归，变成了真正的倒退。当然，后理论也可以从阿多诺和本雅明关于审美的政治意义的论述中找到为这种审美主义辩护的理由，认为审美本身也是具有反抗意义的，一种特立独行、不合流俗的审美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抵抗和批判。但是，我们必须警惕的是这样两个问题，一是这种纯粹的审美活动所具有的抵抗意义实际上是消极的，它最多只是以一种孤芳自赏的方式展示了与资本主义体制不合作的姿态，而不是以积极的态度展开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的批判。因此，它的反抗价值是有限的。二是这种所谓的反抗姿态到底是否成立也还是存疑的，纯粹的无涉利害关系的审美经验必然具有反抗的意义吗?伊格尔顿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些号称无功利性的唯美主义的态度在伊格尔顿看来反而是一种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他说：“从激进的政治观点来看，这种美学自律的观念是多么无能为力也是相当清楚的。于是，艺术便如被人们所熟悉的激进思想所坚持认为的那样，它极易避开其他社会实践而孑然独处，从而成为一块孤立的飞地，在这块飞地内，支配性的社会秩序可以找到理想的庇护地以避开其本身具有的竞争、剥削、物质占有等实际价值。更为微妙的是，自律的观念——完全自我控制、自我决定的存在模式——恰好为中产阶级提供了它的物质性运作需要的主体性的意识形态模式。”25尽管伊格尔顿也承认审美活动存在着反抗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但是这也只能证明审美活动的政治意义是含糊的，在反抗与合作之间是模棱两可的，并不一定就具抵抗性。换言之，纯粹回到审美经验研究并不能保证后理论不会回到中产阶级孤芳自赏的迷梦中。

其二，后理论中文学的回归还需要警惕对文学文本的崇拜，防止把后理论又带回到形式主义文论对文学文本的技术性分析。形式主义文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割裂文学与作者、读者以及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把文学文本孤立起来研究，而且是当成客观存在的客体来研究，这种把文学文本客体化的分析方法实际上等于对文学文本进行了解剖。实际上，隐藏在这种形式主义文论中的是形而上学思维。恩格斯在批判形而上学思维时就指出，这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在对有机体内部按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26。形式主义文论正是这样的形而上学思维在文学理论中的表现。它对文学文本的解剖使它成为没有文学的理论，它对文学本质的执着又使其失去了批判与质疑的精神而迷恋形式，因而也就成为没有理论的理论。

那么，后理论中理论的文学化到底应该如何进行?首先，文学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应该从主客之间的我-他关系转换成对等的我-你关系。在形式主义和审美主义文论中，文学(作品)都是作为被动的客体存在的，在审美主义中是作为被欣赏的对象，在形式主义是作为被分析的对象。在这样的我-他关系中，文学自身的价值无法呈现出来，只能在审美欣赏中被赋予审美价值，在形式分析中被找出一些形式的特征。实际上文学除了其审美价值与形式特征外，还有更多更丰富的价值。真正的文学家进行文学创作与其说是为了创造审美价值或新颖的形式，毋宁说是探索世界意义的一种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与理论是平等的，都是以探索世界意义为目标的人文知性实践活动。只不过理论与文学所使用的话语方式不同。文学有什么样的特性可使其与以理性思考的深刻性与严密性为主的理论平等?我们至少可以列举出两个理由。其一，文学对世界的意义的探索也是具有深刻性的，文学并不比理论低一等，而是可以达到同样的深度与洞见。托多罗夫说：“艺术透露了人的内心存在，最具破坏性的艺术同样也承载着形式和意义……它的启示不是僵化的宗教或者哲学的教条，它与其说是强加于人不如说是建议于人，因而，它也尊重每个人的自由。”27这说明文学艺术也像宗教或哲学一样是可以给人以启示的，它的深刻性并不逊色于宗教与哲学。理论在探究世界的意义时可以与文学艺术以不同的方式追求相同的目标，它们是可以结伴而行的。其二，文学探究世界意义的方式是与理论方式不同的，所以文学恰恰可与理论互补。文学对世界的发现是可以给理论带来启发的，文学所探究的领域也是可以对理论的领域进行补充的。即使理论也像文学一样可以对世界上的任何问题进行探讨，但是由于理论话语自身的规范所限，它也会有体察不到的某些侧面、维度或层次。理论的这些局限性也正是文学艺术发挥作用之所在，因为文学艺术是对世界的全方位的探究。米勒说：“每一作品都虚拟地实现了‘真实世界’中未实现的一种可能性。对真实世界而言，每一作品都是无法取代的、有益的补充。”28按照这个说法，文学所想象出来的世界是比现实存在的物质世界还要丰富的世界。这种对现实世界中未实现的可能性的探究无论如何都是理论无法忽视的。它不仅启发理论去探究这种可能性，而且可以为理论提供理解世界的新方式。

其次，文学为理论提供思维方法，推动理论思维的文学化。文学思维与理论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理论思维所采用的是抽象的逻辑思维的方式，在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中也采用辩证思维方式，揭示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演变中出现的复杂状况；而文学思维则主要是运用想象的方式，借助于具体的形象形成象征思维，借用具体的形象去表现深刻的洞见和独特的体验。这种文学的思维方式对于理论的系统化、专业化的知识之外的剩余之物的表达具有特殊的作用，因为这些尚未进入理论范围，无法被理论纳入其话语系统的事物可以通过文学的思维，借助于文学化的形象的语言呈现出来，其意义和价值就可以被评估。后理论要突破理论的局限，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进行探索，运用文学化的思维方式来探究新的领域就成为一条可行的路径。简言之，理论思维是有规范、有限制的，而文学思维是自由的、不断超越限制的，所以后理论中应该进行思维方式的改造，不再像以往的理论那样延续柏拉图的理性主义传统贬斥文学，也不应该用一套既有的理论体系去阐释文学，而是反过来以文学化的思维来改造理论思维，使理论思维文学化。具体而言，如何才能用文学的思维来改造理论思维?至少有两个关键步骤。其一是以文学为参照系来反思理论。正如马克·爱德蒙森所说：“面对作品所提供的生机无限的难以捉摸的快感，理论有时纯属多余，有时力不从心，有时反而阻塞或削减了作品的意味，这时候，批评家也将倾听他本人和他人的理论，以捍卫诗歌。有时，批评家还要完成更为艰难的任务，他要表明一个事实：无论理论标准多么诱人，如果接受了它，将付出何等的代价。”29这就是说理论研究中应该把重心向文学偏移，以文学为标准来检验理论，反思理论本身是否可靠以及理论的运用可能带来何种风险。其二是完成理论思维与文学思维之间的转换，将理论思维纳入文学思维中。文学思维就其对象范围而言是无所不包的，可以涵盖理论思维的对象，就敏锐性而言也超过理论思维。因此，文学思维可将理论思维纳入自己的这个更复杂更有生命力的系统中，将理论思维转变为文学思维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而以文学思维打破理论思维的僵化的壁垒，消解其中形而上学思维的机械模式，形成一种全新的后理论思维方式。

再次，以文学的方式看待世界。如果在后理论中理论思维被纳入文学思维中，成为文学思维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后理论对世界意义的探索就是以文学的方式进行的，或者以文学的方式为基础的。后理论将以文学的方式感受世界，发现世界的各种复杂关系中的张力与意义。理论思维所发挥的作用则是将这些发现系统化，进行深入的体系化的分析论证。这与此前的理论从观念出发去阐释文学是不同的。在理论阶段，理论研究是以理论体系为工具来对文学进行加工处理的，文学是被阐释的对象，甚至是为理论观点提供例证的附属品。可是在后理论中文学则是主体，文学中发现的问题被理论捕捉到，并进而对已有的理论体系形成冲击与挑战。孔帕尼翁说：“文学理论在许多方面更像是某种虚构……我们甚至没有必要深究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和逻辑后果。于是，在文学理论随笔和博尔赫斯的虚构故事、亨利·詹姆斯(Henri James)的小说——如《大师的教训》或《地毯上的图像》这类难以界定的短篇小说——之间，就没有什么差别了。”30可见，后理论从文学那里获得的是开放性、不稳定性、隐喻性，打破了文学与理论的话语边界。

这种以文学的方式看待世界的后理论如何可能?它是建立在三个条件之上的。其一，文学与理论都是探索世界的方式，这两种方式是可以相互沟通对话的。后理论是同时兼有文学思维和理论思维的知识形态，从事后理论研究的学者可以既具有文学思维也具有理论思维。其二，文学对世界的发现是以往的理论话语无法取代的，文学的独特性构成了一种推动理论话语产生变化的动力。它可以打破理论话语的规范限制，在自我反思的过程中渗透进理论话语。其三，理论话语具有表述新问题的强大功能，它可以把文学中所发现的理论话语之外的新问题转化为理论话语。当然这种话语已经是经过文学化改造的融合了隐喻象征等文学化特征的新话语。总之，以文学的方式看待世界，就是建构一个以文学为基础，纳入了理论话语的问题框架(problematic)。从这种文学与理论双重叠加的问题框架观察世界，探寻世界的意义，就成为后理论重新找回文学之后与理论的区别之所在。

结 语

我们所列举的文学改造理论的可能途径也还远远没有穷尽后理论中文学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毕竟后理论正处在发展过程中，后理论研究会如何创造性地运用文学也还无法预测。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看出文学回归理论是后理论发展的一种可能的路径。文学在后理论中的地位与其在理论兴盛时期相比显然更为重要。但是这种理论的文学化倒不是为了区别于理论而刻意制造出来的标签，而是为了解决理论自身发展的困境而进行的尝试。实际上，在理论兴盛时期，借助于文学建构理论思想的例子已很多。德里达对卢梭的解读，拉康对莎士比亚和爱伦·坡的重新发现，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阐发，巴赫金对拉伯雷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提炼等等，都是成功的案例。伊尔顿感叹在理论的黄金时期结束之后已很少见到可以与理论大家们比肩的优秀著作，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文化理论泛化之后人们很少再潜下心来研读文学作品了。后理论对于文化理论泛化的纠偏也可以从把文学重新带回理论开始，借鉴理论大家们的成功经验，以文学为基础建构出新的理论成果也不是没有可能。当然文学在后理论中的作用与其在理论中的重要是不同的。但这仍然是文学的回归，也是后理论对理论的继承。文学推动理论的发展在理论与后理论中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