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重读《子夜》与《家》

日期：2023-07-02 02:57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是新文学的重要收获，更是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力作的代表。巧的是，《子夜》和《家》单行本都在1933年由开明书店出版。更巧的是，茅盾是嘉兴桐乡人，巴金则是祖籍浙江嘉兴。

茅盾和巴金这两个名字，不仅仅代表了著名作家和作品本身，他们各自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座丰碑。“鲁、郭、茅、巴、老、曹”，茅盾和巴金本就是“邻居”，茅盾是中国作协第一任主席，巴金是中国作协第二任主席。

今年是《子夜》和《家》出版90周年，我们重读经典作品，既是为了纪念，也对自身提出反问：这两部巨著写了什么？当时的时代背景如何？为什么一代代读者在读？茅盾、巴金有着怎样的交往？我们今天重读，又能读到什么？

一

1933年是文学史上的重要年份，这一年发生著名的京派和海派之争，《新月》杂志停刊，老舍完成长篇小说《离婚》，曹禺完成话剧《雷雨》，夏衍将《春蚕》改编成电影，导演是嘉兴平湖人程步高。茅盾的《子夜》则被视为左翼小说的经典之作，瞿秋白认为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

今天，我们走入茅盾的故乡，能看到不少与《子夜》相关的痕迹。

当我们走入茅盾陵园，能看到茅盾先生的半身雕像，也能看到《子夜》的手迹镌刻在这里。而文坛和民间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乌镇东栅的茅盾故居，有三间书斋原先是平房，后来茅盾用去半部《子夜》的稿费翻建。

90年来，无数茅盾研究者不断研读《子夜》。

今年6月1日，浙江传媒学院茅盾研究中心、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在中国茅盾研究会指导下，开启《子夜》出版90周年纪念活动，启幕讲座由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杨扬主讲，题为“谈谈《子夜》，谈谈茅盾”。

“茅盾走出了这样的一个世界，他试图用一种社会性视野来挑战这样的人物故事情节和读者的阅读习惯，所以他在《子夜》中用现代都市这样一个开阔的世界来与原有的人物、经验、故事进行对撞。这具有伟大的创造性，而这种创造性需要遇到无数的人，需要无数时间和经验的积累才能够意识到。”

那么《子夜》这部小说，为什么在当时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用茅盾自己的话来讲，它主要是回答一个用文学或者用小说的形式来展示中国社会的何去何从。他认为小说不仅仅是一个展示，要给人们指出一种理想的出路。“茅盾具有一种天才的敏锐性，所以他对现代都市的这种文学透视可以说是非常自觉，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今天我们为何要纪念经典作家？在杨扬看来：“对于为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做过贡献的人，我们社会确实是不会忘记的。另一点则是，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他们仍然是有指导意义的。最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如何书写城市？茅盾的《子夜》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他写的视角和把握的分寸，现在的作家有没有超越？”

茅盾所试图展现的，是1930年中国的全景，也是20世纪历史的整体趋势，所以阅读《子夜》，可以帮助我们了解1930年的中国。而如果我们更多地了解1930年的中国，也会更准确地理解、欣赏和评价《子夜》。

与此同时，6月初的嘉兴，巴金原著、曹禺改编的话剧《家》也在上演。

“这是《家》回到了‘嘉’，嘉兴是巴金先生的祖籍地。”

很多嘉兴观众都是第一次在话剧舞台上重温巴金先生的作品。嘉兴观众为剧中人物潸然泪下。矛盾不安的觉新、满腹愁绪的梅、天真热烈的觉慧、刚烈不屈的鸣凤，久久牵动着观众的心。

江苏省演艺集团做了一次新的尝试，用现代年轻人的视角来看待这部戏。主创人员谈及，他们创排的版本除了尊重原著、还原经典外，更多的是考虑让现在的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更好地了解这部作品，让他们从话剧中了解到当时的年轻人如何在一个封建大家庭里生活以及受到压迫、最后努力摆脱束缚、奔向自由，走向真正的“家”。

舞台上的家也是一曲青春的“赞歌”，不只是话剧，更是跨越时空的生命对话。

市民管管带着母亲来看演出，“我对《家》的印象还是读书那会课本上学的，今天看了话剧，印象深刻，毕竟已是中年，经历多了，对人物、对故事的理解也更深刻了。”

市民钱女士带着还在读小学的女儿前来，“演员台词功底深厚，一字一句、一颦一笑、一嗟一叹，细腻入微。我孩子说要去读读巴金先生的原著。”

《家》不仅畅销90年，还多次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话剧、舞剧等，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文学经典，自有其迷人的、不朽的力量。

二

1933年，29岁的巴金第一次遇见37岁的茅盾。

那年8月初，傅东华举办庆祝《文学》创刊的宴会，平时很少参加上海文学界活动的巴金出席，第一次同鲁迅、茅盾见面。

巴金对茅盾早有耳闻，后来他在《悼念茅盾同志》一文中这样回忆他们的神交与初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改版，茅盾同志做了第一任编辑，那时我在成都。一九二八年他用“茅盾”的笔名在《小说月报》发表三部曲《蚀》的时候，我在法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看见他，我就称他为“沈先生”，我这样尊敬地称呼他一直到最后一次同他的会见，我始终把他当作一位老师。我十几岁就读他写的文学论文和翻译的文学作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又喜欢读他那些评论作家和作品的文章。那些年他站在鲁迅身边用笔进行战斗，用作品教育青年。我还记得他的长篇小说《子夜》出版时的盛况，那是《阿Q正传》以后我国现代文学的又一伟大胜利。

《文学》创刊聚会不久，茅盾和巴金再次出现在一份联合启事上，8月16日，鲁迅、胡愈之、茅盾、巴金等105人联合发表《中国著作家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启事》，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拥护九月初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世界反战会议。

茅盾在1934年和鲁迅一起编选现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时，选入巴金的《将军》，鲁迅、茅盾两人商定，由茅盾执笔的作者简介，如此介绍巴金：“《将军》作者巴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可是近来他的作品渐少安那其主义的色彩，而走向realism（现实主义）了。”

那时的茅盾对巴金而言，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文学前辈，他们的文学交往渐密。

1934年8月，鲁迅、茅盾、巴金作为主要撰稿人，应《太白》主编陈望道之邀商议月刊事务，次月，鲁迅、茅盾筹办的《译文》创刊，巴金是主要撰稿人，1934年10月，巴金赴日，鲁迅和茅盾同往南京饭店，为其饯行。

据茅盾研究专家钟桂松《茅盾与巴金夫妇的往事》一文考据，1936年9月4日，茅盾写信向巴金谈及版税之事。这段时间两人的主要交往，涉及文化生活出版社相关事宜。1935年8月，巴金应友人吴朗西之邀，担任出版社总编辑，而出版社的两位创办人吴朗西和伍禅，一位是茅盾的朋友，一位是他的表侄女婿。所以，出版社创办之初，茅盾将《路》和《印象·感想·回忆》交给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以示支持。

茅盾、巴金真正共事是1937年创办《呐喊》周报，那一年茅盾41岁，巴金33岁。

1937年八一三事变次日，茅盾、冯雪峰和巴金商量创刊，呼应抗战热情。茅盾后来回忆，“巴金完全赞成办这样一个刊物”，并建议集资办刊。茅盾则提出，写稿尽义务，不付稿酬。三人议定刊名为《呐喊》，茅盾书写发刊词。

8月25日，《呐喊》创刊，资金由《文学》《中流》《文丛》《译文》四家刊物同人自筹，编辑人为茅盾，发行人为巴金。

茅盾写了创刊献词《站上各自的岗位》、“本刊启事”和《写于神圣的炮声中》，他激情飞扬，以笔为枪，号召中华儿女群起抗日，巴金也写了《一点感想》，讴歌全中国人的团结抗日。

在抗日的炮火中，茅盾和巴金这对战友，关系更加紧密。

《呐喊》仅仅出了两期，就被租界巡捕房查禁。

经过邵力子协调，改名为《烽火》，重新登记发行，1937年10月，第五期出版后，茅盾赴香港主编《文艺阵地》，巴金接任主编，直到1937年11月21日在上海停刊，此后巴金转战广州，半年后《烽火》复刊，巴金为编辑人，茅盾是发行人。

两人晚年回忆起这段岁月。茅盾说：“我暂时离开上海，《烽火》的实际主编就是巴金了；搬到广州出版后，我这个发行人更完全是挂名……”巴金在《悼念茅盾同志》中说起他接替茅盾工作后才发现，“他看过、采用的每篇稿件都用红笔批改得清清楚楚，而且不让一个笔画难辨的字留下来”，“看到他移交的稿件，我只有钦佩，我才懂得做编辑并不是容易的事”，不过，在巴金的回忆中，茅盾并非“挂名”，茅盾每期都要从香港到广州看校样，住在爱群旅社，“每次都看见他一个字一个字地专心改正错字”。

新中国成立后，茅盾居北京，巴金住上海。茅盾被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即中国作协）主席，后又任文化部长，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巴金是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两人一北一南，见面机会不多，书信往来却很频繁，他们的交流不止于文学，也有生活中的互相关怀以及朋友间的交往等。

1977年6月，巴金应邀在复旦大学与留学生座谈，谈及中国现代文学时，认为“中国现代文学除了鲁迅外，茅盾的影响最大，在30年代仅次于鲁迅”。

1981年3月27日，茅盾去世，4月22日《文艺报》刊发巴金《悼念茅盾同志》，撰写日期为3月29日。

《文艺报》编辑吴泰昌曾回忆1981年3月27日去巴金家的一次拜访。那天，巴金说起茅盾还住在医院里，身体应该没大问题，只是会影响他写回忆录的进度。然而就在此时，茅盾去世的噩耗传来。巴金接过电话，十分艰难地说：“很吃惊，很难过，他是我尊敬的老师，几十年如此……”巴金木然地坐靠在沙发上，像瘫倒一样有气无力。

1979年，第四届全国文代会上，两位文坛巨匠相隔十多年后第一次会面。巴金看见茅盾同志，感到格外亲切，“他还是那样意气昂扬，十分健谈，不像一位老人。”

此后，他们见过多次，有时开会，有时是在茅盾住处，“没有干扰，听他滔滔不绝的谈话，我仿佛又回到了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日子”。

1980年巴金访问日本前夕，曾到茅盾寓所看他，“在后院那间宽阔、整洁的书房里和他谈了将近一个小时。他谈他的过去，谈得十分生动。”

巴金虽然每次去拜访都想多坐一会，但又怕影响茅盾健康；虽然每次都觉得还有很多话没说，但想着下一次再讲；虽然发现他渐渐衰老，但巴金看他精神矍铄，哪怕听到他身体不好住进了医院，总觉得“天气暖和就会好起来”，“下次吧”的信心并不动摇。

那天走出后院，巴金“带走了一个孤寂老人的背影”，此后这个孤寂老人的形象一直在他的脑海里。

巴金没想到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突然来的长途电话就把我的‘下次吧’永远地结束了”，所以获知茅盾去世的噩耗，“我十分悲痛，眼泪流在肚里，只有我自己知道”。

三

当我们重读经典，我们在重读什么？

一方面，借由作品，我们在重读远去的时代与历史。

文学巨匠巴尔扎克以创作现实主义题材小说名世，他曾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茅盾的《子夜》以上世纪30年代初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上海为背景，塑造了民族资本家吴荪甫这一形象，通过刻画其与当时各个社会阶层之关系，史诗般再现了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及工人群众之间错综复杂的时代风云。

“在世界上伟大作家的作品中，很少有像茅盾那样的一贯紧密地与当时的现实以及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事件联系起来。茅盾的作品绝大多数取材于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当这些事情在他的同时代人头脑中所产生的第一印象还没有消失时，他已经将其融合到艺术作品中去了。”这是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对茅盾的评价。

巴金的《家》则描写了上世纪20年代四川成都一个腐朽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在抨击封建礼教的同时，也讴歌了觉醒的年轻一代反封建、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巴金在初版后记中谈及，通过《家》可以看到“一个正在崩坏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全部悲欢离合的历史”，小说中的高家只是其中典型，各地都有相似的家庭，还要用更多的字写“一个社会的历史”。

聚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如果说《子夜》勾勒出那个时代的浪潮，那么《家》便是浪潮里的一艘船，两部作品都源自时代又融入时代，与时代密不可分。

另一方面，借由作家，我们在重读一代人的创作精神。

茅盾、巴金都不是凌空蹈虚的作家，他们甚至不作贴地飞行，而是从生活中取材，他们的作品从城市的高楼大厦或深宅大院中走出来，也从乡村朴实的泥土中长出来。

《子夜》始作于1931年10月，脱稿于1932年12月5日。而在1930年夏秋之交，茅盾访亲问友，与社会各阶层广泛接触。他关注到当时的几件大事：国民党内部争权斗争；欧洲经济恐慌影响到当时以外销为主要业务的中国民族工业；民族资产阶级为了挽救自己，加大对工人的剥削，引发工人罢工浪潮；处于三座大山残酷压迫下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武装起义，势已燎原。茅盾的创作，建立在这样复杂的时代背景之下、扎实的基础调研之上。

巴金则以勇敢与真诚动人，他在《家》的一篇代序中说：“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他在《家》第五版的题记中表达了禁不住要爱觉慧，虽然觉慧不是一个英雄，有时候也很幼稚，但是总让他想起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在巴金看来，青春是美丽的东西，不应该凋零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中。

“给人间多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多欢笑。”巴金在另一部小说《憩园》中流露出他创作的温度所在，“我的心跟别人的心挨在一起，别人笑，我也欢乐，别人哭，我心里也难过。我在这个人间看见那么多的痛苦和不幸，可是我又看见更多的爱。我仿佛在书里面听到了感激、满足的笑声。我的心常常暖和得像在春天一样。活着究竟是一件美丽的事。”

这也几乎成为了巴金写作的底色，又何尝不是一个作家的良心？

当年，茅盾在新疆给学生讲演《子夜》是怎样写成的，他泛论了小说写作如何必须有生活经验作基础，如何分析社会现象，确定主题思想，然后把握典型环境，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些固然重要，或将成为架构一部小说的骨骼与血肉。而要成就一部经典小说，如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一般穿越90年风雨依然在文学长廊中闪光，还需要颇具辨识度的气质与灵魂，需要作家真正拥抱火热的时代，深入滚烫的生活，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以赤诚之心观照现实，以兼容之笔包罗万象。

我们期待新时代的《子夜》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