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盛可以小说创作寄寓的城乡观——以《北妹》《野蛮生长》《时间少女》为例

日期：2023-06-30 10:26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由此形成了大规模的农民进城现象，其中乡村女性从农村进入到城市后，在消费主义的社会环境中她们的乡村/女性的双重劣势愈加凸显，处境更为艰难。这种现象引发了不少作家的关注，湖南籍女作家盛可以就是其中之一。盛可以出生于湖南乡村的成长经历和曾经进城务工的人生经历，使得她尤为关注进城乡下女性，其笔下的人物形象中从偏远乡村进入城市谋生的乡下女性占很大比例。鉴于此，笔者拟借助其《北妹》《野蛮生长》《时间少女》三部长篇小说，探究盛可以带有强烈个体生命体验色彩的城乡观。

经过检索知网，目前学界对于盛可以的研究成果硕博论文有37篇，期刊论文153篇，涉及乡村女性的论文有8篇。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整体性考察、盛可以创作体现出的女性意识、小说的底层书写、作家的访谈记录、他人的浅评、将其作为70后的作家进行整体论述，以及从比较独特的角度，如其小说中的悲剧意识、焦虑母题、解构书写、遗憾叙事等方面解读盛可以的小说。目前尚未见及学界对盛可以的城乡观进行整体而系统地考察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探究盛可以女性书写所隐藏的城乡观，以期能给盛可以小说创作研究、女性文学和乡土文学的相关研究做一点工作。

一、进城乡下女性在城市中的艰难生存

乡村女性进入城市之后，首先面对的是被城市“他者”物化的困境，得不到作为人应该有的身份和地位及相应的尊严；其次是她们会因处在城市文明、农业文明等多种文化的夹击之中而陷入一种身份或是文化认同的精神焦虑。

(一)被城市“他者”物化的困境

在这个高度机械化与智能化的快速经济时代，没有技能和学历加持的乡村女性往往只能从事最为底层的工作，通过出卖自己廉价的劳动力或身体资本去谋取生存和生活资料。由此，乡下女性经常被城市“他者”所物化，她们被当作赚钱的机器或发泄情欲的玩偶，而非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小说《北妹》中李思江为了解决住宿问题和获取暂住证而出卖色相，她先后做过夜总会陪酒女郎、按摩女、洗发妹等将女性物化程度比较高的工作。其他女性如吴樱、阿杏一流选择固守名存实亡的无爱婚姻，张为美一流选择代孕换取金钱和在城市的立足之地，她们与男人的性爱均被她们视为一种变形的商品交易，作为普通女人的正常情感在这里是被悬空的；小说《野蛮生长》也写到进城乡下女性出卖身体的处境；《时间少女》中西西只能像笨驴一样在豆腐店干活，老板极尽全力剥削她，提供的居所逼仄简陋，还放了一只打鸣的公鸡叫其起床，导致房间充满鸡屎的臭味，人应有的尊严被资本践踏在地。在个人情感方面，西西倾注全部身心爱老板娘的儿子傅寒，但傅寒只是将其当作放假生活的调味品和随便处理的玩物。西西的另外两个乡下女伴为了改变自己的乡下人身份，压抑住自己对健壮男性的情欲和婚恋渴望，而将自己当成没有感情的物品嫁给身体残疾或年岁过大的城里男人。

(二)身份认同的精神焦虑

身份认同体现出主体对其自身承载的文化的观点，即对于行为主体自身的认知行为。盛可以笔下的乡村女性在进城后，受到城市文明的感召，获得了不同程度的“现代性”,而这与自身浓厚的乡土文明根性产生了冲突与错位，由此她们往往表现出一种身份认同的精神焦虑。这类乡村女性进城后受到城市文明潜移默化的影响，伦理道德观念、行为方式、处事原则和思维模式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或隐或显的变化，她们不愿意自我体认是乡村女性群体的一员或竭力要摆脱乡土文化的烙印，甚至鄙夷和抛弃乡村以及自身一切的乡土性。但即使她们自我标榜为城市女性或者外在特征正在被城市化，但其被乡土浸润的前心理结构或始终不被城市接纳的境况而使得她们无法真正地脱离乡村融入城市，于是她们便会陷入对自己身份的困惑。

如《北妹》中的钱晓红走出乡村后，自认为见过世面带着类似于“城里人”的优越感和虚荣心，蔑视乡下伙伴，称她们为“孤芳自赏的纯洁的母猪”。[1]但钱晓红进城后，因没有暂住证而无法在城市自由出入和找到工作，这隐喻了乡村女性们进入城市后身份的尴尬处境，最终她被自己一双巨乳坠倒地的荒诞结局象征着她对身份困境的不堪重负；《野蛮生长》中的肖水芹连续参加四次高考想跃出农门，她在自己奋斗无望后将希望寄托给嫁人和生育的后代。大姐李春天也是如此，进城后穿着打扮、说话做派和行为举止都力求摆脱乡下人的习气，把自己包装成城里女人的样子，她力劝乡下的丈夫来城里谋生，幻想某天过上城里的生活；《时间少女》中西西进城后，一方面在现代文明的对比之下嫌弃乡村的封闭落后和衰败景象，另一方面她抱着“乡里妹子就只能找镇里的萝卜花、傻子、跛脚、聋子、瞎子吗”的不服气与自尊，拒绝通过妥协式的婚恋来摆脱原生家境的贫穷和城乡冲突的困窘，进而实现阶级的本质性跨越。可见，对于乡下女性来说，在城市之中文化错位导致的身份迷茫是一种普遍性的精神痛苦。

二、进城乡下女性对城乡关系的表现

20世纪90年代中期城乡经济快速分化的社会现实，在盛可以进城务工的经历的映照之下，其笔下的进城乡下女性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实际上是在呈现彼时难以和解的城乡关系，尤其是城市对进城乡下女性的拒斥。

(一)在进城乡下女性与城市男性的婚恋冲突中看城乡冲突

进城乡下女性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其中占据很大一部分的是她们同城里男性的婚恋，而这普遍呈现出不健康或冲突状态，象征着城市与乡村的不平等关系。母系社会之后男性由于体能优势占据了主导地位，女性自此沦为了被支配的从属地位，男性往往以一种高高在上的上帝视角俯视着女性，将她们看作自己的附属品。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城市男性在性别属性和资本积累这两方面更具优势，由此他们面对乡下女性时“城里人为上等人”的阶层优越感和“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观念更为突出。

如《北妹》中男人们知道钱晓红们是从乡下来的妹子，深知城市生活对她们的诱惑力量有多大，便用城市户口或城里一份体面的工作诱骗她们；《野蛮生长》中，退休干部孙湘西始终看不上李春天，仅仅是因为李春天是一个乡下女人，而后李春天与之分手，他却无法接受被一个乡下女人抛弃的事实；《时间少女》中西西将自己全身心交给傅寒而怀孕惨遭抛弃后，不怨恨傅寒的不负责任，而是痛恨自己的乡下出身和归责于自己容貌不够美丽。反观城里男人傅寒内心始终有着严格的城乡等级观念，在他看来西西不过是给他家店打工的乡下妹子，即使虚情假意对待西西也没有丝毫的良心不安和道德自责，所以傅寒在西西为自己堕胎后却是一副冷漠甚至嘲讽的面容。另外一个喜欢西西的城里男人厉小旗也是一样，当纯情的西西等残疾的厉小旗兑现迎娶自己进城的承诺时，盼来的仍然是失望。此外，还有给西西介绍相亲对象时，大多数人抱着好端端的城里男人不会娶乡下女人的想法，也显示出在婚恋中广泛存在的城里男性轻视乡下女性的普遍状况。

(二)在进城乡下女性与城市女性的复杂互动中观城乡距离

配合着城里男性对乡下女性的有形迫害，一些城市女性无形地压制乡下女性，并且这种无形的压制比起城市男性有形的迫害对于乡下女性的伤害更为严苛和深重。盛可以笔下的城市女性分为两类：一类是原先也来自乡村但成功跃出农门的后天城市女性；另一类是一出生便在城市的本土城市女性，这类女性在盛可以笔下大多是作为背景出现，并不占用太多笔墨，但恰好构成了城市女性对乡下女性进行无形压迫的一个重要纬度。

前者如《时间少女》中，豆腐店老板娘虽然原来也是从乡下来的女人，但她在城市立足后便学着城里女人的模样与姿态。她在西西因为自己乡下身份自卑时，以成功人士的经验自豪地告诉西西“乡下妹子怎么了?我也是乡下来的，照样在城里开店当老板”[2],给予西西很大的精神动力。可是一旦威胁到她作为城里人的尊贵身份和自身利益时，她立马变成一副生来就是城里人的嘴脸，时刻提醒西西的农民身份。尤其是当她知道自己辛苦培养的高学历儿子喜欢乡下姑娘西西时，她竭力阻扰，间接造成西西打胎殒命的悲剧。此外，同西西一样来自乡村但都嫁入城里的好朋友毛燕与罗婷，她们在成为城里女性后便自觉地标画出与西西的差别，把自己摆在高她一等的地位。后者如《北妹》中父亲是环保局局长的于右晴，总带着一股不着痕迹的骄傲；《野蛮生长》中那些一出生就在城市家庭的女孩们，以她们天生的优越身份地位来嘲笑来自乡下的李线线，用“考第一又怎么样，考第一你也是个乡下人”[3]等话语来挫败李线线。

第一类女性自己往往忘了自己曾经也是乡下妹子的贫寒身份和跨越阶层的辛酸经历，以新获取的城里身份给予的优越感碾压进城奋斗的乡下女性同胞们；后一类女性同第一类女性一样共同参与了对乡下女性的压迫，她们这个群体显示出城市与乡村有着鸿沟般的距离，很难逾越。

三、作家带有个人生命体验的城乡观

从20世纪初发表的处女作《北妹》,到《野蛮生长》,再到2016年所创作的《时间少女》,作家对进城乡下女性的关注贯串其创作的始终，盛可以将进城乡下女性作为主要观看对象，既借进城乡下女性的眼睛观察了城市对于美好人性的摧残与扼杀，又表达了作家对进城乡下女性的同性关怀和侧面反映出乡村各方面尤其是道德伦理体系遭受严重冲击而日趋崩溃的倾向，寄寓了作家带有个人生命体验的城乡观念。

在盛可以塑造的一系列进城乡下女性群像中，可以看到这群女性既没有像新时期初的张洁、张抗抗等笔下女性拥有过于“敏感”和理性的女性主体意识，又没有陈染、林白等笔下女性们自恋的隐秘心理扩张，更不是卫慧、棉棉等笔下的女性们身体情欲无限放纵。盛可以笔下的进城乡下女性怀着对城市的美好向往，带着乡土的淳朴奔赴城市，但却发现城市并不是她们理想中的乌托邦。如《北妹》中原本“纯净得如山里矿泉水”的李思江先后被恋人抛弃和利用并被迫顶替结扎，最后对城市彻底失望的她带着千疮百孔的躯体回到家乡；《时间少女》中西西被爱人抛弃后暴毙，暗示她的城市生活梦的彻底破碎。这些都表明了城市只是乡下女性梦中的美好天堂，盛可以借这些被损害被侮辱的乡下女性们表达了对欲望化和非人化的城市文明的批判。与此同时，原本民风淳朴、充满人情人性美的乡村，发生裂变成为了“过去的乡”,如《北妹》中的钱晓红姐夫没有传统伦理观念的礼义廉耻而引诱未成年的妻妹；村人们污蔑钱晓红在外卖淫挣钱，却又出于对金钱的艳羡主动央求钱晓红将自己女儿带去赚钱，作为亲人惯有的脉脉温情和传统的道德观念荡然无存；《野蛮生长》中乡村男女关系混乱不堪，亲情方面父慈子孝的家庭伦理体系崩塌，更多的是彼此对立的剑拔弩张。沈从文笔下那种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乡村圣地成为了乌托邦幻梦，美好乡村被作者解构为“过去的乡”。而且，在这几部小说的行文中，拥有率直、纯真、善良、积极进取等优秀品质的乡下女性与怯弱、自私、卑劣的城里男性以及自高自大、毫无同理心的城里女性们形成鲜明的对比，作家的价值立场和情感倾向一直以来都明显地偏向于乡下女性，正如作家自陈的“在写作之前就形成的一种情感态度，可能是今后永远无法超越和挣脱的。”[4]。但仔细观察盛可以创作的每个阶段，可以发现盛可以的城乡观也因自身年龄、身份地位、生命状态和创作理念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北妹》阶段即创作初期，作家更多地是依靠感性的生命体验呈现城与乡，这一时期对城乡的情感态度是两极分化的即只想逃离乡土而在城市扎根或者说对于乡土是一种身份转换后的启蒙主义心态。而在《野蛮生长》阶段，作家“以故乡作为怀旧的空间载体，以童年作为怀旧的时间载体，营构了以故乡与童年为核心的怀旧式乡土叙事”[5],对于乡土更多的是一种怀想的温情。而在《时间少女》阶段，作家似乎更为理性地看待城乡之间的差异，更多地是以旁观者的姿态冷静地观看城乡之间的冲突并审慎地将所有情状予以呈现，着重描写乡下人对城市的复杂心态。这些作品是不同时期作家对故乡情感的形象写照，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即“我是在写自己的生命”。[6]

四、结语

盛可以小说所创造的一系列进城乡下女性形象宣告了一个严峻的现实，即对于大多数进城乡下女性来说，城是“融不进的城”而乡也是“回不去的乡”。作家表面上是写进城乡下女性这群特殊群体在特定年代的生活困境和情感感受，鲜明地表达了对乡下女性的人文关怀意识，此外还寄托着她自己作为一个曾经进城务工的乡下人对于城与乡两处地理空间以及城里人与乡下人两个不同地域群体的复杂情感和些许思考。盛可以对进城乡下女性的关注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上“乡下人进城”题材的分流，也是底层文学或者打工文学的一脉，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恰好与21世纪女性文学将乡土议题引入到女性写作的大体趋向相对接。